公共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与方法论径路

公共行政学的危机不在于它缺乏一个统一议题，这恰恰是其优势所在。真正的危机在于，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滞后制约或限制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削弱了公共行政学指导公共行政实践的作用和功效。公共行政学必须形成一种适合于应用性专业领域的研究方法或传统，而不是照搬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实践界应当就适合于公共行政的合理研究方法和研究可接受性的合理标准不断地进行讨论、争辩、审议和论证，并用之来指导研究实践。     

寻求公共行政的"身份"认同──沃尔多行政思想述评

自194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学一直面临着深刻的"身份危机".沃尔多认为,这种"身份危机"源于传统行政学的反民主特性,其所内含的政治哲学明显有悖于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宪政设计.通过将民主的价值注入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沃尔多确立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发展的议程.这种致思路径对于今天同样面临"身份危机"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具有极大的警醒意义.     

西蒙与沃尔多之争及其影响

西蒙与沃尔多之争(以下简称"西沃之争")被公认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最具启发性的思想交锋,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蒙与沃尔多围绕公共行政学学科"身份"问题、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价值观问题、思维与表达方式问题、文本的误读问题进行了立场相反的辩论。这场争论不仅促使公共行政从热衷于效率价值的追求转变为更多地民主价值关怀,积极地改变了人们对于规范价值的态度,而且形成了西方公共行政学者社群对于公共行政学学科身份危机的两种不同的救赎之路。     

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范式变迁

范式变迁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是基本理论的重建,二是方法与应用的改变,其中,前者更为主要。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观点分歧较大,既是因为他们对范式及范式变迁标准的理解不同,也源于公共行政学本身的复杂性。根据范式变迁的标准,公共行政学研究有三种基本的范式,即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对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研究对于更好地理解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发展乃至政府管理实践大有裨益。     

我国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反思

公共行政学科的进步与完善需要建设性反思.始于1986年的中国大陆公共行政学教育至今已经开展了22年,对其得失进行简要的总结是建设性反思的基础.大陆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在具有体系健全、规模扩张迅速的积极发展态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学科地位待定、人才培养取向和重点不清楚、知识层次不分明、学科体系混乱等问题,尤其是没有妥善解决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冲突.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将直接影响大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前景.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重视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方法训练,推动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的多元化,合理界定学术边界,在实践导向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本土化,等等.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方向

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行政学教育在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体系中得以陆续恢复,并在接下来的20余年中得以快速发展,可谓硕果累累。在表面的繁荣背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危机和隐患。实现行政学中国化应该以关注中国本土的公共行政问题为基础,以西方行政学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系统为工具,关键在于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从具体的研究方向来看,比较行政无疑将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未来潜在的强劲增长点,其学术价值和发展远景已经越来越引起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广大学者的关注。     

我国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反思

公共行政学科的进步与完善需要建设性反思。始于1986年的中国大陆公共行政学教育至今已经开展了22年，对其得失进行简要的总结是建设性反思的基础。大陆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在具有体系健全、规模扩张迅速的积极发展态势的同时，也存在着学科地位待定、人才培养取向和重点不清楚、知识层次不分明、学科体系混乱等问题，尤其是没有妥善解决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冲突。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将直接影响大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前景。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重视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方法训练，推动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的多元化，合理界定学术边界，在实践导向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本土化，等等。     

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

陈振明在《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撰文,考察了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行政学)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具体评述了每种研究“范式”形成的背景、内容和基本特征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劣。作者力求表明,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主题、方法和理论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管理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代国内外变化着的公共管理的现实尤其是转轨时期我国…     

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方向

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行政学教育在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体系中得以陆续恢复,并在接下来的20余年中得以快速发展,可谓硕果累累.在表面的繁荣背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危机和隐患.实现行政学中国化应该以关注中国本土的公共行政问题为基础,以西方行政学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系统为工具,关键在于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从具体的研究方向来看,比较行政无疑将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未来潜在的强劲增长点,其学术价值和发展远景已经越来越引起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广大学者的关注.     

传承与超越: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范式变迁

"范式"是基于共同的学科信仰、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而形成的科学共同体。通过对"范式"探源与变迁标准的梳理,可以得出"范式"变迁标准有两个:一是基本理论内核的重建,二是方法论与应用模式的创新。这些评判标准为科学划分公共行政学范式提供了基本依据。依据基本理论重建和实践应用作为综合评析维度,公共行政学范式主要有: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新公共服务范式和公共治理范式。这对于理解和把握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脉络甚至是政府管理实践应该有所裨益。     

危机管理中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完善

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大多由公共政策来推动,如何利用良好的公共政策应对出现的危机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对突发性危机的解决和管理来源于运行高效、配合紧密的危机管理机制,所以有必要研究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制定。文章分析了处理公共危机时现行政策制定系统存在的问题,对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制定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论定性研究在公共行政学中的规范应用

研究方法对公共行政研究至关重要,它影响公共行政知识的生产方式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质量水平。定性研究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已经突显出一定优势,但需要注意其在中国公共行政研究中的规范应用。     

公共安全的多学科解析

“非典”之后,公共安全问题倍受关注,众多学者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公共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就国家安全、安全科学、法学、高风险社会、紧急事态管理以及政府危机管理、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角度的相关研究作一解析。     

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角色定位

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公共危机越来越具有常态化的趋势。研究公共危机问题必须使用新的理论视角。在治理理论看来,公共危机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共同的事业。那么,公民的角色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角色应是发现灾害危情和提供专业建议的预防者、危机应对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和信息反馈者、公共资源筹集与分配的监督者、灾后重建实务性功能的具体承担者。当然,公民参与角色的有效扮演需要实现与政府角色的协同。     

博物馆的公益性与市场化 平衡研究

公益性是博物馆的基本属性;市场化是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与现实要求,其原因在于经济体制转变背景下博物馆对自身角色重新定位以及政府供给失灵状态下博物馆资金危机暴露。表面上,以公众利益为核心的基本属性与以私人价值为核心的市场化行为之间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但实际上两者应当相辅相成。市场化为博物馆融资,缓解资金危机,公益性则扩大市场化的受众范围。欲实现博物馆公益服务与市场化之间的良性动态平衡,博物馆应当坚持合法收费、透明收费与成本性收费,如此既有利于博物馆市场化的推进,也有利于最大程度上实现公益性的回归。 关键词：博物馆;公益性;市场化;公地悲剧     

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质：决策情势还是管理理念？

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中,＂危机＂概念应当界定为一种状态,同时还是一个过程。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的是主体认知方式和思维角度的转变。根据这种理解,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公共危机管理实质较为普遍的一种认识,即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质是一种决策情势,则显得过于偏狭。从实质上说,公共危机管理应当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管理理念的全新的管理理念,时时刻刻贯穿于对公共事务的日常管理之中。     

公共经济管理公共性的偏失与矫正——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

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和实践的根本,但是在强调对以“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工具运用的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中,这种公共性面临着危机。文章以公共管理的视角来审视公共经济管理的公共性偏失问题,并试图提出矫正的建议。     

现代性、合法性与中国公共行政重建

转型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迫切要求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寻求中国公共行政未来之路。这需要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角度回溯公共行政的发生与发展。公共行政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一方面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另一方面公共行政也陷入了现代性带来的困惑,由此加剧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转型中国的本质是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具有残缺性,即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这与宪政精神具有冲突性。在现代性宏大叙事背景下,完成中国现代性是中国公共行政的重要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超越现代性之后的宪政建设。     

环境治理的思想资源：站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分岔路口

今天从中国到整个世界都在经历巨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对此,有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崇尚“天人合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应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提取生态环境方面的观念,用以纠正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对抗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然而,如果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考察,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古代农业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在内,均存在严重的负面生态环境效应,正是这一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个古代农业文明的衰亡。传统农业社会虽不乏生态环境思想,但由于局限在理论层面而没有形成现实的制度供给,这些古老的生态环境思想没能成功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挽救这些文明的命运。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要有效应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只能在现代文明的框架内,借助现代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能力,来探索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全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