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 若干问题研究

主动调解、强制调解背后蕴含着法律家长主义的理念，但迄今为止，民事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仍然是一个在理论上尚未有过专门探讨的重要命题。有鉴于此，有必要在阐明法律家长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揭示、还原并肯定其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意义，以此深化对民事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问题的探讨。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需以必要性为限，防止对个人自由造成不当干涉。     

法律家长主义与我国的法治建设

法律家长主义中的＂强制性＂不再是外在影响力和威慑力,而是内在的权威、信仰和信任。通过政府对公民＂强制＂的爱来树立法律在人民心中的内在权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宽容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从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与个体,社会与国家的区分与平衡入手,通过公法对私法的干预,构建经济法、垄断法等社会法的制度框架,确立法的社会利益原则。我们应当以法律对权力制约的态度、立场以及传统文化赋予法律的内在品格为基础,实现法律中立性控制、市场自行性调节、政府政策性平衡这三方面的和谐。同时,又要保证权力通过法律转化成权利中的程序正当性。     

从伦理到法律的抉择——西方家长主义理念嬗变

家长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的流变经历了一个从伦理到法律的过程.希腊伦理家长主义思想虽然已经不适合当代社会,但其为我们认识当代西方法律家长主叉思想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视角;近代的古典自由主义也存在软家长主义思想,并且还对其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现代的硬家长主义思想丰富了法律家长主义体系的具体框架,且已经颠覆了伦理性这一特征,使得过渡到当代法律家长主义理论.因此,当代法律家长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家长主义理念存在根本的区别.     

现代自由之消极与积极:论贡斯当的自由思想

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因为受到伯林的影响而把贡斯当视为消极自由的提倡者,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产生了重大误解.贡斯当固然论证了个体独立的权利是现代自由的主要特征,但同时对现代个体自由的弊病如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予以了深刻剖析.他认为在面对现代自由的问题时,首先要从现代平等和自由的道德正当性对其进行审慎的辩护,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开掘现代自由如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的积极意义,为个体权利提供有效保障的同时努力克服现代个体自由的弊病和现代性的危机,进而实现个体的完善.对贡斯当自由思想的思想史研究有助于澄清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在自由问题上的理论和历史误读.     

自由的法律限度

“法律既限制自由又保护自由”,意指法律通过限制政府的恣意以保护公民的行动自由。本文通过对自由-秩序、自由-利益、权力-责任、权利-义务的关联性分析,将法律限制自由的原则归结为:规律原则,损害原则,权利抽象化、权力细化原则。     

论民事程序选择权

从法律程序上为权利尤其是程序性权利提供保障,保障当事人拥有选择程序的权利,有助于保证程序的公正性和提高程序效益.但是,我国诉讼法理论的滞后和治权主义的影响,使诉讼选择权制度没有形成法律原则和完整的制度体系.本文认为,完善民事诉讼程序选择权应体系化选择权制度,通过为当事人提供丰富的诉讼程序"菜单",提供具有弹性的诉讼程序加以实施.     

整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体本位价值观新论

理性个人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有别,其理性特征表现为遵守法律、享受由法律限制并由法律保障的个人自由.在理性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出于人们的自觉选择,社会公德和对共同体的深厚感情也能产生.整体主义容易产生的弊端是形成依附性的人格,但作为生存策略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须的.     

美国家长教育权利的行使对我国家长教育权利的启示

中小学家长教育权利是教育法研究中的主要范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政府不能随意剥夺家长的教育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公立学校质量问题的出现,家长表现出要为孩子寻求一个良好的读书与成长环境的强烈愿望,并且开始注意到自己应当具有的教育权利,比如现今我们熟知的择校权利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目前美国家长已经普遍意识到教育权利的行使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并且国家也有较完善的法律保障家长教育权利的行使。相对而言,我国家长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应享有的对子女教育的权利。     

企业迁徙自由的法律规制——以个体基本经济权利宪法保障为视角

迁徙自由是个体基本经济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迁徙自由是公民迁徙自由的自然延伸。企业迁徙自由作为个体基本经济权利,主要目的是对抗公权力的非法侵犯。企业迁徙权的宪法保障要求明确规定公民迁徙自由以及建立基本权利保护的违宪审查制度。同时,企业迁徙自由也受到必要的合理限制。我国目前的企业迁徙自由存在宪法保障的制度性缺失,有必要进行完善和补救。     

论单身女性冻卵的权利基础与实现路径

单身女性冻卵作为新社会背景下的权利现象逐渐形成。中国宪法、法律并未限制单身女性应用辅助生殖技术,但下位法设定“已婚”为技术应用条件,构成对其冻卵权的实质剥夺。单身女性冻卵已具有充分的权利基础：允许单身男性出于“生殖保险”目的冻精而限制单身女性冻卵未通过平等原则审查,构成对单身女性平等权的侵犯;卵子作为女性身体组成部分,受身体权“行动自由”权能所涵射;单身女性确享有辅助生育权,冻卵属于辅助生育选择权与辅助生育保障权的权利内容。为落实现代社会单身女性冻卵的利益诉求,当以尊重生育自主决定权为立法价值取向,并基于社会伦理、健康风险设定冻卵权的合理限制。建立卵子库以作为制度规范的现实基础,配套其保险制度、报备制度与卵子处置规则。此外,冻卵技术提供主体应严格限定于公立医疗机构,禁止商业性冻卵服务,以防止单身女性受到父权主义下的“社会控制”。     

司法能力主义:对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平衡

司法克制主义坚持严格的规则主义,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但走向极端化就会损害个案正义,忽视司法判决的正确性.司法能动主义通过法律原则的适用维护个案正义和司法判决的正确性,但走向极端化就会破坏法律的确定性.现代法律和司法判决应该是正确性和确定性的统一,这就提出了司法能力主义,也就是对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执两用中”的整合和平衡.司法能力主义强调法律不仅是技术,亦是艺术,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很高要求.     

“术前必须签署手术同意书”规定的法律思考

“丈夫拒不签字手术致怀孕妻子死亡”事件引起人们对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的“术前必须签署手术同意书”合理性的争论。“术前必须签署手术同意书”的立法目的是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选择权,进而保障患者的健康权、身体权乃至生命权。该条规定有深厚的民法理论基础,能体现法律对人的权利的保障。但同时该条规定有些机械,缺乏应对...     

论法律适用中权利推定的影响因素

法律适用的实践描述和理论预设的差距表明,在权利保护的司法实践中,或多或少都存在权利推定的成分.权利推定作为一种法律方法会受到很多法之内与法之外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法律规范的存在场域——法律体系、法律规范的运行场域——审判运行机制、选择适用法规范的主体的司法良知都是影响权利推定的重要的因素.     

价值选择与自由的面向——论以赛亚·伯林建基于价值多元主义的自由之重构

以赛亚·伯林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期望我们关注价值内在的多元性,但是价值多元主义并不能够赋予自由主义以"优先性";伯林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石在于并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坚信价值多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自由的另一面向即"消极自由"成为必需.消极自由不仅是人类尊严的基础,同样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伯林由此把自由的问题转换为权利问题,意旨在于确保选择领域的方式是建立和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基础上.自由的消极面向强调自由不仅是"自主"而且更是"宽容"和"权利"的代名词.由此,通过价值多元主义拓展的宽容和权利的美德,确立了让自由的面向支持价值选择的自由重构之路径.     

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政治哲学——一种自由至上的、不对称的、新型的温和家长主义

以行为法经济学实证理论为依据,在扬弃自由主义和家长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思想,即自由至上、不对称、新型的温和家长主义,认为这一思想在法律和政策层面有重要的规范意义。     

政治话语的变化：从个人权利到公共的善——社群主义述评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以个体为中心，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在于对个体自由的绝对维护。而社群主义则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与社群的价值观相一致。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社群主义提出了关于公共利益和国家观的理论。社群主义强调“公共的善”优于“个人的权利”。这种思想对纠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一以对抗性形式出现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社会管理与中国现代性的个体主体生成

个体主体生成是一个直接关乎中国现代性建构成败的关键问题.以人类社会系统作为管理对象的社会管理对中国现代性个体主体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性个体主体生成中面临的“缺乏主体身份和主体意识”、“自由和权利实现程度不够”、“个人主义倾向凸显”三个基本问题,有必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手段培养社会个体的主体意识,通过法律制约的管理手段培育法权主体,通过行政控制的管理手段实现对个体成长社会环境的协调,以此来促进中国现代性个体主体的生成.     

公共善、个体善与新闻伦理——新闻传播与人类普遍善之关系论略

现代大众新闻传播的伦理实践具有多种价值或伦理目标。依据人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区分及人在公共性与私人性方面的价值诉求,新闻(言论)可以分别界定为公言论、私言论而具有不同的伦理意义:公共生活与公共领域需要较大的自由度以实现新闻与言论的公共善,私人生活却需要对这种自由施加一定的限制以保障个体权利不受侵犯。普遍善同时赋予新闻自由、新闻规制的正当性依据。实现普遍善的关键就表现为以个体善的最小牺牲来获取公共善的最大扩张。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体制的人格基础

个体本位人格的法律具有两个特征：权利本位(私法)和形式主义，它们使法律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个体本位人格的道德表现为信念道德和责任道德，而二者进一步演变为宗教和法律，导致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悬置”。社群本位人格的道德具有两个特征：义务本位和实质主义，它们使道德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社群本位人格的权利和主体意识不明确，使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交互主体人格在自我和他人、理性和情感、权利和义务、形式和实质上既是二分的又是统一的。因此，交互主体将使“法治”和“德治”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有机结合。     

论个体法律主体建构的三重维度

主体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法律主体因而具足了理性的属性。法律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解其内涵及其行为带来了复杂性。基于法律主体的理性本质，分析不同层面的法律主体的样态，这成为解读法律主体的一把钥匙。法律主体可从个体、社会及国家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个体层面的法律主体。个体法律主体有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存在样态，作为法律和伦理的实体，三者的理性和“普遍性”呈递增之势，个体法律主体只有圆融于国家层面，成为“普遍伦理”的化身，才能去除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个体法律主体的特殊性及片面性，在“普遍伦理”的统摄下实现“我”与“他者”及“国家”的和谐，从而解决片面与普遍、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实现“能分使群”的人的现代价值，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