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服务府际与城际合作网络结构与效应测度——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推进背景下,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不平等以及合作困境仍在加剧.基于府际和城际关系变量,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视化京津冀医疗卫生服务合作网络的结构形态,测度合作网络的结构属性与合作效果,证实京津冀区域府际网络联系较为松散,城际网络呈现积极紧密联系,并且城际政策网络与城际行动网络高度协同.从集体困境、交易成本、合作风险、合作机制以及合作收益等角度对京津冀区域医疗卫生服务合作发展给出解释和预判.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言说与行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治理主体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共同协作编制而成的合作治理网络。在此网络中,各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最大限度发挥功能优势,实现社会治理结构优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言说—行动”分析框架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治理主体通过协商民主与合作行动共享治理话语权和行动权力,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生态善治

用治理理论来研究和解决生态治理问题,必然演绎出生态善治的目标与治理模式。政府生态善治包含着民主性、合作性、责任性与透明性等基本诉求。当前在生态治理中仍存在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责任的冲突、多元治理机制尚未形成、社会资本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政府必须转变治理理念,达成与市场、企业、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生态共治网络,并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进而实现政府生态善治。     

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分析

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依赖于行动者对于“事件”的意义建构。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网络环境下,信息发起者、行动参与者与媒体相互影响,对事件进行着动态性的编码和解码,不断地赋予事件以意义。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中很难截然分开编码者和解码者,事件的编码经过多主体的共同努力,而解码方式呈现多元化。网络行动者在彼此的互动中不断地构建并完善事件的意义,推动着集体行动的发展。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大学战略规划的有效性

战略规划本质上是"行动过程",它不仅指战略规划的文本,更是指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完整过程。大学战略规划过程其实就是行动者(规划相关人)参与规划行动的过程,集体行动成为大学战略规划的内在要求。大学战略规划的有效性是获得行动者(规划相关人)的认知和遵守而实现了其预期效果的状态,是行动者(规划相关人)对规划普遍性地认同和遵守的程度。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出发可以发现,大学战略规划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大学战略规划的自由行动者缺席和大学战略规划的政治市场失灵,而正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了大学战略规划的有效性问题。对此,需要从制度层面、组织层面、认知层面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和共同作用消解大学战略规划集体行动困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结构特征与演进逻辑——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社会网络分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是助力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治理行动的有效整合、治理资源互动和政策学习是推进区域协同治理的关键所在.为了探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逻辑理路,并为中国区域协同治理提供成渝经验,文章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351份府际协同治理政策文本为研究蓝本,应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的网络分析视角对其进行内容编码分析.以个体网络分析与整体网络分析为研究着眼点,引入强弱连带的概念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治理进程进行透视.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网络经历了由有限共享型网络向双核领导型网络嬗变的发展历程,成渝双城的首位作用逐渐显著;成渝地区内部协同治理次级系统基本形成,推动了整体制度性集体行动的协调和整合;行政隔离和区域隔离是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主要障碍,亟待上级政府牵头开展协调,以功能为主导推进协同治理进程.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需要从协同机制创设、空间布局优化和政策协同衔接等方向着力,共同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

以社区为基本范畴剖析协作治理的生产与实践,社会组织的介入与自主性行动构成观察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切口。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建设,既是国家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手段,也是激活民众自治参与的主体性和构建公共事务协商规则的中介平台。对B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诠释,提炼出社会组织面向转型社区“柔性嵌入”的行动结构。社区治理的结构化关系促成了社区促进会主导的在资金募集、议事规则输入、项目制运作和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等方面的主体间协作生态。“柔性嵌入”营造的有机治理网络、耦合式治理结构和对社区资源的培育成为社区协作治理生成的主要逻辑。因此,推动社区层面协作治理的可能进路,一方面在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赋能,并为后者提供基本的规则与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组织的向下负责,分担与创新相应的治理功能,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治理过程,而“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是其实践困境.“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构成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三种内在张力和“症结”所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明晰垃圾分类治理对象及其关系,达成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链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利他主义、社会偏好与环境合作治理

在利己主义假设下,公地悲剧理论、囚徒困境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揭示了环境治理中个体理性而集体非理性的悖论,并提供了国家集权式、市场自发式和网络自主式三种克服悖论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然而,把利己性作为人的唯一本性作为分析环境治理困境的基础并不完全符合人性是复杂而丰富的事实,利他行为的普遍存在为环境合作治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构建环境利他合作治理机制,需要明确制度建设中的“惩恶扬善”思想,以构建对“他人”的伦理责任为基础,通过建立对利己者的约束机制和对利他者的激励机制,以及建立公平公正的合作剩余和成本分担机制促进利他合作。     

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研究

随着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单一地方政府已经无法完成对区域环境的整体治理,地方政府合作在区域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性便突显出来。在政府合作过程中,交易费用作为合作成本的重要部分,对政府合作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选取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为研究视角,从分析地方政府合作过程入手,构建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理论模型并详细分析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各项交易费用在互相制约的同时共同作用于政府合作的全过程中,在追求交易费用总和最小化的同时还要考虑区域环境治理的公共性,从而确定交易费用的最优解。     

东南亚航运通道安全合作机制研究

东南亚航运通道是国家能源等运输的关键路径，其利益攸关方形成了众多的安全合作机制。已有文献对安全合作机制的必要性、有效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阐释，但对其困难性未有全面研究。为此，以马六甲海峡为例，从航运通道安全的定义和内涵入手，介绍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并应用建构主义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方法探讨了合作机制的形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制度变迁的原因和趋势，提出新的安全合作机制。     

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

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和农村集体行动衰败,对改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 2018年四川省 9585个行政村样本数据,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例,实证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阻碍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和削弱村干部领导力,是劳动力转移抑制村庄集体行动的重要渠道。此外,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高收入村和人口大村在劳动力转移中更加容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场景,为纾解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村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横向政府间公共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

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横向政府间由于微观自利性与集体宏观理性矛盾,容易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经济人”和“资源稀缺”假设成为博弈起点,通过集体行动逻辑视角对横向政府间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博弈实证方面,政治上“试点权”谋夺和政绩考核竞赛、市场上“市场壁垒”和“道德风险”、制度上“税费让利”和保护性法规政策是其博弈场域。因此,推动横向政府间进行执行合作,走向正向博弈,需要在政治层面上进行选择性激励,在市场层面上进行权属界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外部强制,使其走出集体行动困境。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区域合作背景下政府间协议的一个分析框架:集体行动中的博弈

基于博弈思维,构建集体行动中的合作博弈分析框架,将区域政府间协议引入合作博弈框架进行分析。区域政府间签订和执行协议的过程,就是集体行动合作博弈的过程,在对合作博弈参与者的人性假设、博弈效用、策略选择等要素构建的框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区域政府间协议是集体行动合作博弈的结果,并从博弈视角分析区域政府间协议运行中各地方政府的动机、激励、博弈效用和机制设计等问题。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各政府间通过协议推动合作已成为区域行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即契约行政方式,基于协议的区域契约行政方式实现了区域内各参与主体的重复动态博弈,累积了各地方政府间的互信与共识,帮助形成信任基础,从而实现共赢的博弈均衡和区域公共治理现代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石家庄市园区建设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目前已经从科技、卫生、海关、交通和污染防治等多层面展开深入合作,但实质上的水乳交融式的推进关键在于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因此,石家庄市必须牢牢扭住园区经济这个京津冀产业协作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从构建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机制、创新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式园区等入手,构筑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强引擎＂。     

理性制度为何无法取得理性结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启示

产业扶贫是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理性制度无法取得理性结果"的执行困境。现有研究分别从主体行为、制度结构与治理情境三个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其中,主体行为视角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角色定位与执行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的直接因素;制度结构视角从治理体制、组织模式与制度逻辑等方面挖掘了"形塑"该问题的制度基础;而治理情境视角则探讨了造成各地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差异的要素禀赋、产业选择、产业运作模式及关系网络等情境性因素。现有研究虽较全面地甄别了影响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各因素,但仍存在着缺乏整合的分析框架,忽视基层行动者的调适功能,理论提炼与对话稍显不足以及难以识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共通性因素等问题。后续研究可借鉴制度分析和发展(IAD)框架中的多层次分析思想,建立整合三大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挖掘治理情境中的调适性因素,探讨治理情境与行动者的不同互动模式,寻求与已有政策动员及国家治理理论对话,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以实现理论的整合与突破。     

中国政社合作的“发展型协同共治”模式--基于云南省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探讨

政社关系的建构是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关键性议题。对云南省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深入剖析,揭示出中国政社合作的“发展型协同共治”模式,即政社关系的基本定位是基于对地区发展需求的共识,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取决于政府部门间协同和基于社会服务的共治二元关系的建构。要探索更具可持续性的中国政社合作关系框架,须在云南“发展型协同共治”模式的探索上加强制度创新,改变旧有的管控思维,建立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软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