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理、声、色--姚鼐的诗歌体性论

姚鼐是清代著名的古文家,但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也很有成就,自成一家,对清代中、后期桐城诗派的形成和宋诗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结合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从姚氏有关诗歌本质的论述当中,拈出神、理、声、色四个诗歌命题,阐明其诗论的内在逻辑。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试论戴名世对桐城诗派的影响

戴名世作为桐城古文派的一大宗师,其在诗学上的主张却未曾引起后人的过多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少一定数量的诗作及系统的诗论。但在戴名世有限的论及诗歌创作中,其针切时弊的主张深刻地影响了桐城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姚鼐、方东树等人,对后世桐城诗派诗论体系的形成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太华三峰 质文兼美——论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的杰出成就

1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古文运动。唐代韩、柳,北宋欧阳修,都领导过古文运动,到清代出现了一个桐城派古文运动,其声势之大、历时之久,参加成员之众多,除宋代的“江西诗派”外,没有一个文学流派可与之匹敌。这个散文流派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为三人都是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所以有了这个称号.桐城三杰,方苞是创始者,刘大櫆为中继,姚鼐是集大成者。他们前后相继衔接,且都长寿,以毕生精力和不懈努力,按照一个宗旨长期从事一项活动,从而取得了显著成效。     

姚鼐的文章论

姚鼐的文章论刘守安（首都师大书法研究所）清代安徽桐城文人姚鼐（１７３１～１８１５）生活于乾嘉时期，以文章著称，其文章理论也涉及诸多方面。姚鼐对于文章有自己较为成熟的理论认识和明确的文论主张，如关于文章本源、文章与学问的关系、文章风格、文章要素、文无定...     

论姚鼐对厉鹗之诗学批评

从创作心态角度分析了清代中期桐城诗派领袖姚鼐对浙派领袖厉鹗的诗学批评及其原因所在。姚鼐以充满阳刚气度的儒家君子人格作为立身之本,进而在文学创作中也追求一种与之相应的弘大之美;而厉鹗由于性格及生平经历等原因,一生以诗人自居,以文学创作为立身之本,故而在文学创作中求新求奇但境界不广,故此引发姚鼐对其创作的严厉批评,由此可知姚鼐、厉鹗两人诗学歧异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其人生定位的不同。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理解淅派和桐城派诗歌大有裨益,也为清代诗歌的心态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上佳个案。     

桐城诗派论“神”

桐城诗派在清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其诗论别出机杼，取精用宏，详赡而简易，典雅而精凿，颇多创获，独具特色，对清诗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对桐城诗派的“神”论，从神的审美意义、神似、感兴、神与味几方面进行考察，加深对桐城诗派的了解，揭示这一诗论对古典诗学的启示意义。     

姚永概宗梅诗学论

晚清民国桐城派的重要诗人姚永概继承姚鼐"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于唐宋诸家多所取法,其中对梅尧臣的极力推崇格外引人注目。姚氏对宛陵诗的兴趣,应是缘于友人郑孝胥、陈衍及夏敬观的启发。桐城诗派提倡真性情而反对模拟,梅诗以其"真面目"开启有宋一代诗风,正可作为晚清民国桐城派的范本;梅诗于平淡中见枯涩、劲峭、老健,与姚永概力图改变其时桐城派重奇崛而轻平易的倾向,力图融阳刚与阴柔于一体的诗学观念相契合;梅尧臣主张诗应"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其诗亦如食橄榄有不尽之意,这也为姚永概抵制其时诗坛上艰涩的宗黄诗风及浅露的白话诗风提供了理论依据。姚氏诗学宗梅,既是晚清民国桐城诗派的必然选择,也与晚近诗坛发展的内在理路相一致。     

论姚鼐的诗歌艺术

一个成功的文学艺术家,他的才能的表现往往是多方面的,姚鼐就是如此。但作为桐城派古文的集大成者,他的诗歌、书法都被其文名所掩,然而后人毕竟没有忘记他在诗艺上的精深造诣。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中说:“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沈曾植《海日楼题跋·惜抱轩诗集跋》说张之洞不喜姚鼐的文章而佩服他的诗歌,并表示赞同,以为“此深于诗理,甘苦亲喻者。”正因为他是一代文宗,所以他的诗随着桐城文派的流传而对清代诗歌发展起过重要影响。本文即拟对姚鼐的古今体诗略作考察,力图揭示其诗艺的特色。     

评桐城派中兴主将曾国藩的文论观

桐城派因其主要成员均出自安徽桐城,故而得名.其活动时间上自康熙年间,下至清代末年,从戴名世创其首,到严复、林纾尾其后,在清代统治文坛前后将近两百年,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研究者多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周永年的话说:“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接受和传衍。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传义法与笃师说:桐城文派传衍初期的不同倾向

姚鼐古文理论不尽主于义法,其标举桐城文统亦有学术、文章两层意涵,因而姚门弟子对桐城文章的阐扬各有侧重,这也造成桐城文派传衍的复杂情形。吴德旋囿于义法,以归、姚为正体,走上偏狭一路。陈用光申发姚氏兼重义理、考据、辞章之说,以学助文,持平汉宋,古文理论更加通达。这两种倾向共同作用,使古文正统渐归桐城,同时异趣者亦被排除在外,其与阳湖文派之互动最为著例。在这一过程中,桐城文派的学术色彩逐渐剥落,而文学流派特征愈发显著,此间可见文学流派传衍的不同面向,以及文学史"过程"的丰富意涵。     

桐城与新安：双峰并峙——论姚鼐建立桐城文统的内在动因

姚鼐开宗立派的首要步骤,是构筑桐城文统。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用桐城古文抗衡以新安经学为代表的汉学派。姚鼐把构筑文统作为抗争手段,与当时学坛重视师承的风尚紧密相关。此举与章学诚构筑浙东史统以抗衡汉学派至为相似。     

鲍桂星《赋则》考论

鲍桂星是清代中叶的文学家,他师从吴定、姚鼐学诗文,成为桐城古文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因其进士及第后长期任职翰林院,使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又成为桐城文风与翰苑文学结合的范例.鲍氏在赋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所编纂的(赋则),选录自战国到清代的赋作,实因正翰苑赋体而为,对赋的本源、体用、修辞、格律、章法,都有着独特的思考.在选赋与论述中,他一方面注重辞赋格律为科考律赋提供津筏,另一方面自觉地运用桐城古文法指导辞赋创作,赞美气韵沉雄的风格,这也正是对长期以来应试律赋纤弱之病的拯救与反思.而<赋则>的选赋与评点所表现的兼融古、律的风格,正与嘉、道间文学会通思潮相契,彰显出时代特征.     

戴名世和他的《南山集》

<正> 一以散文著称占据有清文坛二百三十年之久的桐城学派,曾经喧赫一时,享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声誉。然以往论者只列举方苞、刘大櫆、姚鼐为其代表,而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戴名世则一直未被重视,甚至很少论及,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因晚年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故世称南山先生,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被害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十一。     

徐璈《诗经广诂》考论

清代嘉、道间桐城文士徐璈有两部重要的诗学著述,即《诗经广诂》与《桐旧集》,前者为其治三家《诗》的成果,后者则为桐城诗人总集,二者辅成相弼,共成其诗学思想。徐氏曾与桐城诗学家马瑞辰、光聪谐参加京师万柳堂公祭郑玄活动,然其治《诗》则以主"三家诗"而与马氏(马宗琏、马瑞辰)"毛诗学"并为桐城诗学两大宗。由于徐氏解《诗》秉承桐城学术,所以最为推重钱澄之《田间诗学》,对桐城诸家如方苞、姚范、姚鼐、叶酉的论《诗》语也多有引述。而予"三家诗"之阐发,《广诂》则以明源流、博引证、重考述为特征,并通过引史明礼与章句释义,彰显其辑考成就与经世致用思想,从而具有树立经典的诗学传统意义。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学术传承及影响

桐城派在二百余年传衍发展过程中,书院讲学起到了基因性塑造作用,而徽州紫阳书院、问政书院和安庆敬敷书院等,则是桐城派在安徽从事书院教育的主要基地.两地人才的培养、文风的培育、相互间文化交流的增多,与刘大槐、姚鼐等多年主讲这几座书院有密切关系.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桐城派的传承规律和清代安徽书院教育的基本风貌.     

论梅曾亮对袁枚诗学的接受、批评及其意义

桐城派不仅以文法名世,其诗学也自成体系。桐城派中期代表作家梅曾亮,诗文俱佳,一时推为大师。然梅曾亮诗歌并非独取桐城,而是常有旁涉,甚至取法袁枚性灵诗学,这与其师姚鼐斥袁为诗家恶派颇相悖。考究得知,梅曾亮诗学与袁枚诗学渊源颇深,二者在诗学理念和创作实践上皆有契合之处。更可贵的是,梅氏于袁枚诗学之偏颇处亦能时时窥见,并加以矫正、补充。可以说,梅曾亮将袁枚性灵诗学与桐城诗学这两个原本迥然殊途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整合,并将合理因素纳入桐城文学发展进程中,使桐城文学成功实现了一次转型,从而确立了新的桐城文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