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活动与五溪文化的形成

五溪文化在空间上生成于五溪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在时间上,萌芽于旧石器时代,初步形成于商周时期,成熟于秦汉时期.在文化结构上,以傩文化、巫文化、盘瓠文化为主,同时融巴蜀文化、越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洞庭湖区文化于一体,显示出文化的多元性.“蛮”、“濮”等不同族系的居民是五溪文化的早期创造者,华夏、巴人、百越等早期族群的互动对五溪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从出土文物探五溪先民的图腾崇拜

五溪[1]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其民族文化十分丰富,特别是民间的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习俗尤具特色。广为流传的盘瓠神话就发生在五溪地区。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五溪地区相继发掘了一批古遗址、古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化遗物,尤其是出土的那些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似鸟非鸟的花纹、图案、雕刻器和一些造型逼真的动物塑像,格外引人注意。石兴邦先生在《半坡氏族社会》一书中指出:“根据民族志的资料,大约有80%以上的陶器上的动物图像是氏族信仰的图腾标志”。五溪地区出土的这批动物纹饰、图案、雕刻器和动物塑…     

武陵傩文化生态略论

武陵傩是在古代武陵五溪地区“信鬼好祀”、“民神杂糅”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产生和演进的一种重要民俗事项,历史上曾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改土归流后,蛮夷文化生态受到抑制,武陵傩开始走向衰落,只得退隐山乡野地;在当今城镇化、信息化进程中,小农经济生产模式逐渐被社会化大生产所代替,武陵傩正面临着经济基础崩溃、信仰观念淡化、社会结构变迁、实用功能消失等全方位的生存生态危机,抢救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已刻不容缓.     

五溪悬棺葬的楚文化意蕴

对悬棺葬这一古老葬俗,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古濮越文化的反映。本文在对五溪悬棺葬进行探讨后,发现其中的楚文化意蕴,即灵魂回归意识和对凤的崇拜,并从象征的层面分析了五溪人认同悬棺葬这一古老葬俗的原因。     

近代湖湘文化中的民主思想

<正> 中国近代史是资产阶级为主体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史.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因此而占有最突出的位置,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等,无不围绕这一中心环节而激荡而展开,服从于它,服务于它.翻阅任何一部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史的论著,我们都可以看到,从揭橥民主思想、到服膺民主改良,直至捐驱民主革命的大批仁人志士中,除了邹容、李大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外,都是湖南、闽粤、苏皖浙三地区的人占驻了整个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的舞台.这一客观史实,自然引起论者对这三地区的悠久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     

历史上的砖茶之路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砖茶是中国茶叶中的一个奇迹.不仅奇在形状上,更奇在它的社会文化功能上.围绕砖茶的生产、长途运输和营销,形成了内地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之间长达上千年的砖茶之路.历史上的砖茶之路共有五条,从我国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砖茶产地辐射向遥远的青藏高原、西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乃至俄罗斯.砖茶之路不仅创造了中国茶叶史上的奇迹,孕育了奇特的砖茶文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内地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构成、城镇形成、政治治理等方面,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武陵“五溪蛮”的“五溪”考述

<正> 历史上对东汉武陵“五溪蛮”的五溪,考注纷繁,莫衷一是.东汉“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持续不断.从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到二十五年(49年),刘秀即派臧宫、刘尚、马成、马援等将官率数万人马,四次溯沅水、入武溪,想一举荡平“五溪蛮”,其结果均是损兵折将,最后监军     

“十二五”湖南利用外资的结构、特点与对策分析

通过对“十二五”湖南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来源结构、流向结构、方式结构四个方面的分析,归纳出湖南利用外资的特点.湖南利用外资在产业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工重商轻农”格局,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外商投资的密集行业;在来源上主要来源于亚洲地区或国家,而来自北美和欧洲的外资规模相对有限,呈现出区域集中的态势;在地区分布上与全国外资分布情况相似,呈现出“东重西轻”的地区倾斜格局;在方式上以外商独资企业为主.最后,提出促进湖南利用外资结构科学发展的对策.     

桥梁·触角·心田——评陶然主编的《香港文学》选集系列

陶然主编的《香港文学》选集系列,从宏观的层面而言,是对于一个地区文学创作与编辑状态的原生态“留影”;而从微观的层面而言,则类似于为“这一个”刊物刻绘“年轮”——那几乎是同步的回顾与总结.它既是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也是读者了解、追踪香港文学的触角,亦于此可见主其事者对香港文学一片挚爱的内心.     

陈奂生“阿Q精神”新解

“拾便宜”的心理，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个人群的心理，它存在于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心理之中，具有社会群体性乃至人类群体性的特点。在这种意义上说．它具有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上的意义。从社会群体而言，它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群体性的特点。从人类群体而言，它又具民族性，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一个民族文化的优劣，常常会导致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的优劣，造成民族劣根性，因此，这一心理是民族劣根性之一种。从人类的欲望而言，这一心理又是人的欲望之一种，它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始终，因而带有极强的“原罪”色彩。单就…     

“退溪学”之形成及其特色

李退溪是韩国李朝时期著名哲学家，其学宗朱熹，为李朝“朱子学”之集大成者。本文从三个方面略论“退溪学”之形成及特色。一、考察从１３至１６世纪前期“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流变，以明“退溪学”之所以诞生的条件；二、从退溪本人的经历、个性、学识及修养等方面，论述“退溪学”形成之过程；三、以退澳关于“四端七情”的理论为例，论述退溪如何在朱熹思想的逻辑基础上补充和发展“朱子学”，进而展示出“退溪学”本身之特色。     

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溪蛮丛笑》——兼论《溪蛮丛笑》在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

南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一书,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了公元12世纪沅江流域各民族的衣饰发型、食物崇尚、居住婚丧习俗、土产方物、村社组织、等级、阶层、家庭制度、社会交往、节日生活、民众娱乐、民间宗教信仰、文物古迹等社会生活内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溪”地区各民族的具体生存状况及生活理念,展示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五溪”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方面的大量信息,揭示了各民族生存的特殊社会环境,为中国社会生活史这门学科向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领域拓展奠定了基础,是构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新学科的重要素材。     

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浯溪碑林的议论诗

一 元结《大唐中兴颂》引起的议论 浯溪,在湖南省祁阳县县城南三里湘江东岸、湘桂公路祁阳大桥南端,为著名风景区;“浯溪碑林”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唐诗人、古文运动“有力的先行者”元结居此,在天生石上题刻“七铭”一诗以后,又请当时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来浯溪,大书《大唐中兴颂》刻于磨崖。自唐迄今,历代续有题刻,共达498碑之多。这就是“浯溪碑林”。最近,湖南省文化厅:文物处和浯溪文物管理处联合出版的《浯溪碑林》,就是从其中选出的精华部分。 浯溪碑林既是“书林”,又是“诗海”;实际上书法只是“外衣”,诗才是它的“灵魂。”我们固然喜爱它的书法美,更应该欣赏它的诗歌美。浯溪碑林的诗,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水石诗,即写景抒情诗,我们已在《浯溪的水石》一文中加以评价;另一类是议论诗,即本文所要评价的,这是浯溪碑林的特色,是国内别的碑林所没有的。     

松潘古城的人文解读与旅游优化理念剖析

针对目前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多集中于生态观光与民俗风情展示,对城市旅游文化开发重视不够或深度不足的现状,以四川松潘古城为研究对象,运用城市学、规划学、旅游学等学科理论,分析了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历史及旅游资源优势：特殊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独特的古城形制;“和而不同”的人间家园;历史中争夺王权的古战场;茶马古道上的物资集散枢纽等。研究认为：作为民族地区的历史名城,它因集聚民族独特文化景观而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对其进行旅游开发,应该注重从“文化”与“精神”两个层面深度剖析古城开发思路,遵循延续历史剖面与探寻共生空间两大文化理念,从人与自然共生、历史与现实共生、区域文化共性与城市个性共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生等几个方面构建城市旅游发展与地区保护之间的“共生空间”。     

“舜文化为中华道德之源”说申论

近年来湖南地方文化研究中出现了“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之说,这一说法注重强调舜帝与道德的密切关系,有可取之处,但它不够准确,易生误解,因此,这一说法需要重新加以审核.此说在文献学上与《史记》文意不符,在上古文明史上与三皇五帝的整体发展状况不符,因而也限制了人们对于“道德”概念古今含义的理解.     

封闭保守热衷仕途--湖湘文化的反思

湖湘文化“重坚守”,封闭保守,缺乏创新活力。其主要原因:一是作为湖湘文化核心的湖湘学派的“守先正”思想的影响,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张木式等要求革除弊政,但又坚守祖训,坚持祖制;二是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北向马蹄形地理环境,便于北向接受中原传统文化,而对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却有阻扼作用。湖湘文化“重士农而轻工商”,热衷仕途,鄙薄科技工作。其主要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二是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显赫地理,更强化了湘人从政的热忱。所以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和破除“官本位”思想,仍是湖南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     

六祖惠能早年与唐初岭南文化考论

本世纪以来,禅宗史上有关惠能“目不识丁”和至五祖弘忍处顿悟似已成定论。本文作者通过对惠能早年事迹的考察,认为惠能早年成长明显有其家庭的特殊影响。禅宗典籍中其“目不识丁”的形象可能是有意突出南宗禅“不立文字”的特征和普通劳动者的典型性。作者认为,唐初岭南溪洞地区独特的宗教、社会和文化环境都曾经对惠能早年成长及其南宗禅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例如惠能的故乡新州在初唐之际已兴建了大量寺庙。惠能从弘忍那里得到的可能只是一种传“法”权。     

一个文化变迁的斜向结构——周城"蟒蛇共蝴蝶”文化现象的田野调查及分析

周城“蟒蛇共蝴蝶”的现象是文化变迁中出现的一种结构,它将蟒蛇的故事与蝴蝶的传说组合在一起,而又将它们分别或共同与其他传说故事或事件组合在一起.这一文化结构不仅是不同地区的文化共时性"传播”所造成的横向交融,也不仅是同一地区的文化历时性"进化”所造成的纵向发展,它还是两者在时空发展上的有机综合所形成的文化变迁的"斜向结构”.这个"斜向结构”体现出“文化叠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