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社会与正义: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

由于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对斯密思想的传统研究,多出自自由资本主义的视角。本文尝试对此思想路径作出批评,力求通过对其正义理论的叙述,揭示其道德哲学基础,梳理出其自然法和政治理论的总体框架、特点,从而回到斯密思想之真相。正义是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最关键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伦理德性,也还是政治和法律德性。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包括商业在内的任何社会不可缺少的消极德性。因此,仅从正义出发,斯密对商业社会的论述也必然具有政治和道德关怀。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论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主要有:制度是正义的保障;效率是正义的标准;自由是正义的核心;同情是正义的矫正。本文对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价值进行了评析。     

对休谟正义理论的一种解读

休谟在论述其正义理论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法律哲学和道德哲学两种看待问题的角度。从法律哲学的角度看,共同利益感是其正义理论的中心概念,这种角度以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为出发点;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道德感是其正义理论的中心概念,这种角度以人性中利他的一面为出发点。休谟并没有明确地把这两种看待问题的角度贯彻到底,致使他在其所提出的正义行为的原始善良动机问题上表现出含糊其辞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也导致了人们对他的正义理论甚至整个道德学的不同看法和误解。     

亚当·斯密论同情与正义的环境

同情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举足轻重，其重要性横贯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同情的讨论可以从规范性和解释性两个维度进行，规范性的讨论强调同情的道德涵义，而解释性的讨论力图描述同情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现象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从解释性的维度着重探讨了同情的发生机制，同情与自我的关系以及其所激发的人们改良自身处境的冲动，并由此引申出斯密对正义环境（休谟、罗尔斯）的批评。     

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正义伦理之比较——以政治经济学为界

从政治经济学切入,能更真切、更深刻地考察现代正义伦理的演化轨迹.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思想中都存在着正义伦理的体系.斯密的理论体系以财富逻辑为主线而展开,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则以资本逻辑为线索.斯密与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某种相融、相交状态及重大的差异性,使他们的正义伦理体系具有充分的可比性.在资本的机能、国民收入及其源泉、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等问题上,斯密与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交锋,但在阶级的分析、劳动的价值尺度、人民大众的利益、正义伦理的结构等重大问题上,斯密与马克思的理论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通过比较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正义伦理,可为当代正义社会的建构提供有益启示.     

三种对正义优先性的论证

霍布斯、康德、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的全部理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对正义优先性的论证。因为作为正义的秩序不是外在客观物,而必须从人的自身出发,所以他们对正义优先性的论证都归结为人类选择一种适合整个社会的合理秩序的优先性。霍布斯、康德、罗尔斯论证正义优先性分别从经验、纯粹理性和两种的兼容三种方式进行。霍布斯对正义优先性的论证所用的论据是完全属他的经验的,反映了他的个人的道德态度;康德包括罗尔斯的理论,关注的是所有可能世界的根基,一种最为宏观、最为本真、因而最为优先的“正义原则”。     

超越正义的良善生活何以可能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试图通过对正义观念演变的考察,建构一种能够被人们所共同接受的良善生活来解决正义与道德生活相分离的问题。赫勒所要超越的正义是完备的静态正义和变动不居的动态正义,她将正义置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与道德哲学的连接点上,提出了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并试图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社会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连接起来,致力于探究一种适应个体化发展的良善生活。正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良善生活,而良善生活以生命与自由为最高价值,以价值对话和伦理商谈为正义程序,以感情为人际交往的纽带,以团结为共同体的道德目标。因超越了传统的正义理论,良善生活的建构成为可能,又因良善生活的建构,深化了当代正义理论的伦理意义。     

探寻近代西方正义思想的原点——亚当·斯密正义观的真与谬

亚当·斯密将正义作为“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斯密的这一正义观的真理价值在于:与“放弃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正义观相比,“放弃属于他人的东西”作为正义的最核心道德要求,并不需要自我牺牲,只要“没有给旁人任何实际伤害就是正义的”.这一对正义的规定,对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推进价值,对于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也具有重要的引导规范价值.其谬误之处在于,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外部性,坚持这种正义观不仅不能保障社会弱者的利益,更有可能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奉为人类社会的正义法则.这一谬误,在诺齐克的权利正义(或程序正义)论中被发挥到极致.     

休谟的正义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性超越

在政治哲学史上，休谟和马克思都曾致力于正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二者在正义问题上的异同对把握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根本特质具有重要启示。休谟与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分属两个根本异质的理论范式，它们在正义的环境、基础、目的、性质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奠基于市民社会的补救性正义理论，通过构建财产权的正义规则弥补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奠基于人类社会的超越性正义理论，其目的是致力于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的超越性正义理论既批判又涵盖了休谟的补救性正义理论，但它不是要越过后者，而是在后者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根本推进。     

马克思主义劳动财富论

认为使用价值或财富是劳动和生产资料共同创造的,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大误解.其本来的观点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是劳动一个要素创造的;劳动制造出来的生产资料不是财富的源泉;非劳动要素所有者能够参与分配,仅仅在于非劳动生产要素--价值资本、生产资料、社会资本是价值形成与使用价值创造的条件.劳动是财富唯一创造者的真理,是一切财富(有所有权的静态财富即财产)由全体劳动人民所占有的伦理性基础,或要求把资产者的利益限制在引致投资所必要的范围内.     

文学场论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文学场论文论与文学社会学

文学场论文论以习性、文化资本、文学场建构了一个社会文学艺术的形成、运行、作用的社会模式和社会学解释,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提供了一条文学社会学的思路,把文学艺术作为习性、文化资本、文学场的实践性产物,揭示了文学艺术与社会权力的关系,以新的方式阐述了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实践相关性.     

“猫论”的价值论解读与邓小平的价值真理论

“猫论”对于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有目共睹。但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 ,“猫论”却似乎是个禁区 ,包括在一些论邓小平价值观的专著和论文中 ,也都回避了“猫论”。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将“猫论”视同于实用主义。因此 ,从理论上探讨“猫论”的实质及其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对于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有着积极意义。     

合理性理论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

合理性问题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梳理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诉求,从合理性理论的历史性发展整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困境"的韦伯到"整合"的哈贝马斯使现代性问题成为社会理论批判的关键问题,这首先来自于合理性理论的发展:从工具合理性到交往合理性.现代化理论也随之丰富.     

大众的理论与理论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来源于大众生活实践,是为人民大众提供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因而是大众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掌握了大众,完成由理论向大众社会实践的复归,才能成为指导大众社会实践的思想武器,实现理论大众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一系列阶段性特征,面临着新形势、新矛盾、新问题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不仅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巩固,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且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规律,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     

国家理论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最近20多年来国家理论的复兴是政治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关于国家的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分析框架都已不足敷用 ,各种不同立场上的理论家正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对国家作出新的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回应来自政治、理论立场上的责难 ,还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更好地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 ,都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是现成的 ,而是解释学的 ,我们就既要努力阐发一个超出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又不能满足于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 ,而要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创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启示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与有益启示：他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主旨,为女权主义理论提供了思维方式的启示;他的社会学理论的＂反思性＂特征,为女权主义理论质疑并挑战传统社会科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他倡导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及方法论的多元化,对女权主义方法论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启示;他的符号权力理论为女权主义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工具。     

性灵说与童心说

性灵说与童心说有内在的联系 ,是对童心说的继承和发展。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 ,表现真情实感。性灵说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 ,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它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 ,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性灵说也存在着把心或心灵看作文学的源泉 ,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等严重缺点。     

论“迷狂说”、“摹仿说”与“神感说”

关于诗本原理,古希腊哲学提出了"迷狂说"、"摹仿说"等,中国古代文论倡导"神感说"."迷狂说"和"摹仿说"以纯理性超验主义为核心,"神感说"推崇感性经验主义,两者都不能全面阐明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诗本原理的认识还需进行语言思维、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深入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用事"说

用事,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它出现在散文尤其是论说文中乃势所必然,出现在辞赋、骈文乃至诗歌中也很自然.不过诗以"吟咏性情"为主,故事太多,反而会滞碍"性情"的传达和理解,所以自晋宋起,中国诗论中围绕诗、词、曲能否用事和怎样用事展开了四次大讨论,从审美接受出发,总结出"僻事实用"、"隐事明使";"熟事虚用"、"明事隐使";"我来使事"、"勿为事使";"水中着盐,不露痕迹"等用事规律,至今仍有参考、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