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学术的挟持:北美“新清史”等研究中的“拉铁摩尔基因”试探

近年来,北美“新清史”学派扭曲中国的一条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拉铁摩尔的思路,将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歪曲误读为一个保留了旧式帝国政权结构的国度,因而认为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表面上鼓吹的带有虚伪性的“民族自决”思想格格不入;与之类似的政治构陷手段也见于像卜正民这样的学者的著述中。而那种借助拉铁摩尔来为“新清史”进行辩护的论说恰恰没有注意到前者的内亚史观的巨大局限性,即始终不曾承认中国从历史到当下一直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 ——兼评新清史的内亚王朝史观

"汉族中心论"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模式将中华民族看作是汉文化人群同化异族而不断扩大规模的结果,由于其无法将边疆民族合理地纳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框架当中,因而并不令人信服。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史观是一种建立在各民族普遍联系这一"整体史观"基础上的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凝聚叙事模式。其所谓"汉族核心"是指在各民族的联系网络中,汉族发挥了核心骨架作用,将各民族结合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新清史等片面强调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的理论范式,其实质是一种"内亚王朝史观",这种范式并不能对历史中国的性质这种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进行回答。     

略论郑板桥书法艺术的特色

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清代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扬州八怪”的书画家。他们风格不同,面目各异。因他们反对泥古不化,强调个性解放和创新精神,所以被当时模古画派的“四王”所排斥,并被称之为怪。其中最“怪”,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算郑板桥了。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曾说过:“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其思想     

颜元的教育思想

颜元(公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清初大思想家、教育家,他以“驾一叶之舟而欲挽其流”的大无畏精神对统治中国达数百年之久的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成为当时最坚决、最勇敢的反理学战士。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赞扬“其对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近代学者钱穆先生也指出:“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非有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革命历史叙事”的双重面孔

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叙事”的概念逐渐超越了“红色经典叙事”的范式,将解构传统革命历史的“灰色叙事”也纳入到自己的范畴中来。很多作家将视角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延伸到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等另类革命中,或者对于传统革命持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革命历史叙事”概念分裂性、歧义性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文化语境以及革命史观的巨大变迁。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语境化研究和反现代化叙事——本杰明·艾尔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述评

美国中国学界向来重视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处于转型阶段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更是颇受青睐,著作甚丰。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就是专攻这一块的著名学者。他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从新的视角出发,为我们展现了清代思想史不同于传统研究的另一面。他既反对只从内在理路出发看思想的变迁,又不赞同把思想史局限在政治史的框架内。为此,他倡导“语境化”研究,强调思想史的社会根源和本土背景。此外,艾尔曼反对“现代化叙事模式”,认为要从开端出发探寻历史,并要注意知识的地方性生产机制。所以,我们在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中,要积极吸取美国中国学家的有益成果,把我们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水土适应”的双重内涵：论《剑桥》中的奴隶制历史

“水土适应”关乎在热带的生存与移居，标志着殖民主义的根本面向。卡里尔·菲利普斯的《剑桥》挖掘了“水土适应”母题的双重内涵，即殖民病学和丧失性流散，从后殖民逆写走向当代历史书写。小说首先将“水土适应”再现为殖民病学，揭示腐败理论、神经理论的两大范式是英国废奴辩论的病学基础，并构建反殖民实践从而逆写殖民话语。它更以僵尸叙事重构“水土适应”为丧失性流散，复现黑人族群的丧失，表达跨大西洋忧郁史观。尽管《剑桥》彰显“新奴隶叙事”的当代视野，却将奴隶制历史作为结构性创伤，暴露强化帝国叙事的政治局限。它也成为评估当代奴隶制书写政治意义的重要参照。     

李贽的家庭伦理观

李贽的家庭伦理现包括反“男尊女卑”为核心的男女平等观、以“情”为核心的新婚恋观以及以“孝行”为核心的孝亲观三个组成部分.李贽的家庭伦理观具有朦胧的自由性色彩,反映了李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勇于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伦理纲常,试图建立新的家庭伦理的尝试.李贽家庭伦理观的提出是对封建礼教的沉重打击,具有冲破封建礼俗去争取自由的价值和意义,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对后世学者的思想认知和社会风气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欧立德教授与“新清史”研究——访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欧立德教授

欧立德教授是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清史研究以及新清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欧立德认为,开展清史研究不应该将清代史与满族史割裂开来,要致力于两者的结合。他强调,"新清史"寻求的是打破有关清朝历史的线性历史叙事,承认并揭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把学术探讨延伸到族群认同、民族主义、边疆和帝制等与世界历史相关的领域,把满洲统治纳入到世界历史比较研究的视域中,把清代历史研究与世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梁启超、侯外庐"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百年间中国学说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五四”以来有关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批判总结。     

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

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周祚绍清代前期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到突破四亿，形成了现代中国人口众多的基础，这个历史现象，不仅在当时引起封建皇帝和有识之士的注意，而且成为当代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关于清代的人口数字，国内外学者曾作过周密的探析并展开过争论，可以肯定...     

危机年代的中国叙事——以《中国的一日》为中心的讨论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转变的关键时期,1930年代集中出现了诸多中国叙事,折射出有关中国出路、民族复兴的不同思考路径。其中,在所谓“一九三六年危机”时刻,受到苏联《世界的一日》启发而编辑的《中国的一日》,以左翼视野下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经验,有力地回应了其他政治与文化力量规划的中国阐释。茅盾等人以“一日史”方式书写充满危机的“当下”,通过将“极平常的一日”同步为“革命的一日”,打破了同质的、空洞的线性历史观,为“中国的一日”创造了必要的叙事时间和空间,并将左翼革命进一步渗透进有关日常生活的书写之中。通过《中国的一日》,左翼文化人不仅在危机时刻捕捉到新的历史动力,继而打造出有关中国叙事的有效方式,而且为实现国族建构和现实认同进行了一次广泛性的政治实践。     

论鲁迅与莫言鬼魅叙事的不同形态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与莫言都对鬼魅叙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鲁迅不仅从文化角度肯定了民间鬼神信仰存在的合法性,也在“无常”“女吊”等鬼魅形象的创造中烙印上了自身的精神特征与批判立场。莫言从民间经验出发,从追求奇幻的审美趣味到借鬼魅来书写国家历史,一以贯之地使鬼魅或多或少地在小说中充当了作者叙事伦理取向的“代理服务器”。两位作家都以鬼魅书写超越了启蒙史观的线性叙述结构,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中国经验。     

清史编纂体裁琐议

今年2月23日-25日,我参加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召开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就清史编纂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一点浅见,现在发表出来,请方家和读者以及所有的关心清史编纂的同志指正。 一、关于清史的起讫年代问题 以往人们一般都把清代历史分成两截:将太祖、太宗的“大金”视作地方政权,划归明史;将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清兵人关至宣统三年(1911)清皇室逊位,作为整个清朝历史。我认为,这种划分法值得商榷。清史应自太宗崇德元年(1636)起至宣统三年止。因为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元年正式打起“大清”旗号,当时虽是个地方政权,但太宗所制定的一些制度、政策均为后世奠定了基础。正如已故的明清史大家商鸿逵教授所说:“没有皇太极,就没有大清朝。”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藏族文学史略(八)

第三篇藏族近代文学藏族近代文学,我们的断代拟自清朝统一中国的1644年起至解放前之日为止。这一时期,三百年间,藏族社会的封建农奴制更进一步巩固,经济不如元明时期那么繁荣,人民受三大领主的压迫剥削,纳税支差,生     

清史研究与民族古籍

清史作为中国断代史,始于1644年清朝入关取代明朝统治,终于1911年清朝为辛亥革命所推翻,历时268年。清朝入关以前从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齐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国)大约10年,再经其子太宗皇太极在位18年为开国史或清前史,固与清史有关;即在1911年宣统溥仪在辛亥革命以后,于1924年后被驱逐出宫以前的一段历史,亦与清史不无关系。如果将清前和清亡以后的历史都加起来计算,清朝一代就超过300年了。 清史研究与研究清史以前的中国各朝断代史有几点不同:第一,清亡到今只有80多年的时间,与以前各断代相比为最近,近则不怕文献不足征而怕文献太多,不好掌握和驾驭。从前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过:研究历史应挑选有史料而又不太多的那个朝代去研究,比     

胡适“好政府主义”思想述评

对胡“好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公正的剖析、重点分析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好政府主义”政治主张的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好政府主义”被付诸实践的基本史实,肯定了这一主张在反对北洋军阀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共和思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论述了他们不愿意发动人民群众,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专利制度的改良主义本质,指出了“好政府主义”思想破产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