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文化在“道德宿命意识”上的冲突与整合——以《考城隍》为例

道德宿命意识的虚幻性为雅俗文化的整合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与可能,其道德本体、赏罚主义、需要外在主宰力量等特征使《考城隍》以科举考试选拔城隍、因仁孝的儒家道德意识和关于＂有心为善＂的较好道德理论水平而施以＂给假九年＂的奖赏,以及其他情节共同展现了雅俗文化在道德宿命意识上的冲突与整合。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女性美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享有“我国古典短篇小说之王”(刘欣中:《短篇小说之王——<聊斋志异>漫淡》,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盛誉。在小说中,作者借助浪漫主义手法,以轻灵活脱的笔调,塑造了一系列花妖狐魅的艺术群象。马丁·布贝尔在德译本《聊斋志异》弁言中说:“最多的与最有意义的,乃是那些精灵的作品:动物的精灵,植物的精灵,水中的精灵,云中的精灵,画中人,瞳人,离开人世的死魂灵。”鲁迅先生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在这些异类群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数量最多的是狐鬼花妖变的妇女形象”(《白话聊斋》上集,第2页)。这些形象,实质上     

“鬼才”与“留仙”的跨时空际会--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聊斋情结

《聊斋志异》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远远不及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古典作品,芥川龙之介是为数不多的关注这一作品的日本作家之一.从人生际遇、社会背景、生活环境、悒郁意识四个层面,探究“鬼才”与“留仙”产生共鸣的根源.芥川吸收《聊斋志异》中的有益养分,以主题题材的直接借用和故事原型的浸润性化用两种方式,创作《酒虫》、《仙人》等经典作品,为自己的创作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角.     

两个《看钱奴》今古不一样

元人郑廷玉《看钱奴》 ,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相当的地位。但迷信成份极其浓厚 ,宣扬了果报观念和宿命观念。苏位东先生对原作采取了“砍头去尾留中段”的手术 ,即去掉第一折和第四折 ,把第二、第三折丰富和发展 ,使《看钱奴》讽刺喜剧的特点更加突出 ,更有时代意义。     

论《聊斋志异》的女性主题

《聊斋志异》被前人称为＂空前绝后之作＂,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向最高峰。在近五百篇故事中,蒲松龄一反传统,颠覆了前人对女性描写的传统模式,写出了一个个有悖于常情的奇女子,塑造了异彩纷呈的女性艺术世界。虽然《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是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权视角来塑造的,没有完全脱离封建思想、封建道德之局限,但毕竟对时代有所超越,赋予女性形象以新的内涵。     

论《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揭露与抨击

<正>《聊斋志异》揭露和抨击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罪恶和弊端,这是很多评论者公认的.但是,对它揭露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就不一了.有的说,它的批判锋芒主要是指向“耳鼻并盲”的主考官:“做好文章的考不取,做坏文章的考取了”.有的说,蒲松龄的思想达到了他“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的高度”,《聊斋志异》中揭露和讽刺科举制度腐朽堕落的某些篇章,“连《儒林外史》也不及它痛切”,以致可以说,《聊斋志异》中有一部“儒林外史”、“儒林丑史”、“儒林痛史”…….这种种说法都不无道理;但我觉得     

文人的自我疗救——从《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看蒲松龄的创作心理

蒲松龄的孤愤之作《聊斋志异》中 ,有近 1 /4的篇章描写青年男女的情爱、婚恋。这些情爱婚恋故事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知己之情的渴盼和礼赞 ,这是作者屡遭生活蹉跎 ,屡受人生磨难 ,期盼自身价值得以确认的穷而后幻的自我疗救     

从肉体之欢到灵魂之爱——中国古代爱情小说的三大里程碑

崇高的爱情观不是一个民族天生就拥有的,而是在民族发展中逐渐习得的。中国古代诗歌中虽有歌颂爱情的不朽篇章,但与政治诗、山水诗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因抒情文体的限制,不如小说中表现的爱情叙事规模宏大、淋漓尽致。《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充分展现爱情观念的三部巨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金瓶梅》大力宣扬了一种肉体之欢、感官的盛宴,其间流露的真情散发出了人性美的光芒。《聊斋志异》中展现了爱情中肉体之欢与灵魂之爱的冲突与较量,虽然前者比例大,但不乏痴情之人的光辉形象,充满对真情的歌颂与追求。《红楼梦》完成了对中国古代爱情观的大力提升与终极塑造,展现出优美、纯净、高尚的灵魂之爱。     

《聊斋志异》评点与清代学风——以冯评、但评为中心

清代的经世致用、考据、崇尚古文之学风深深地影响了《聊斋志异》评点,具体表现为:在《聊斋志异》评点中贯穿着极强的经世致用的清代实学精神,评点者把评点的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尤其对现实中的阴暗面进行了批判;《聊斋志异》评点中运用考据学方法之处很多,其常见形式有注释名物、制度等和附述相类故事两种;古代优秀散文,尤其是先秦散文成了评点《聊斋志异》的最重要的参照标准和以古文文法评点《聊斋志异》乃是崇尚古文之风所致。在清代学风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观照《聊斋志异》评点,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小说评点在理论史的独特地位。     

《聊斋志异》中的域外交流

《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章涉及到中国与异域的交流状况,是当时中国的海外政策在文学中的投影.这种交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朝贡为主体的对外政治关系:朝贡和私人贸易相结合的对外经贸交流:伴随着政治、经济交流而产生的中外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聊斋志异》翟理斯英译本研究综述

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的众多译本中,翟理斯的英译本是其中选篇最多、影响最大的。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发表于2003—2012年间的17篇研究翟理斯英译本的相关文章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存在研究力度不够、研究视角狭窄、研究篇章有限等问题。应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视角、重视《聊斋志异》的诗歌翻译等,促进中国典籍翻译的优化,以期对今后研究《聊斋志异》英译本有所启迪。     

《聊斋志异》异类仙化现象研究

与之前的志怪小说相比,《聊斋志异》对异类形象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价值偏向：异类仙化倾向。这种异类仙化倾向源自《聊斋志异》对民间传统中狐仙观念与唐以来文学中仙妓合流意识的继承,更出自蒲松龄对异类观念的创新与道德理想的寄托。蒲松龄对聊斋中关的异类女性的褒美乃至“仙化”,是其理想人性追求及浪漫诗心的体现。     

《聊斋志异》果报故事读解

<聊斋志异>中的果报故事不能简单地以宣扬封建迷信视之,它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包含着劝善惩恶的积极内涵,由最初的自神其教转变成为作者弘扬和阐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形象化文本.同时,因果报应不仅成为故事所要叙述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小说的一种情节结构模式,在小说叙事方面起到了结构作品、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     

论《聊斋志异》的死亡超越意识

《聊斋志异》一书饱含着作者对人世间生命的短暂和苍凉的深深悲悯;但又以鬼魂的强烈深刻的人性追求、青春凝定的诗意生命及鬼魂复生、生子和转生的生命绵延之美超越和颠覆了死亡。《聊斋志异》的死亡超越意识比儒、佛、道三家对生死的认知更具有诗性美的特质。     

《夜雨秋灯录》与《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之比较

《夜雨秋灯录》是追慕《聊斋志异》的作品,二者都塑造出很多鲜明的女性形象。《夜雨秋灯录》中的女性形象是对《聊斋志异》的继承和发展,书中的女性更加贴近人情世态,并且具有更为自觉的主体意识。然而,书中大量出现的节妇、孝妇等形象则完全绕开了《聊斋志异》中的以情抗礼,而回到了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这是一种无奈的停滞。     

试谈《聊斋志异》中妇女形象的塑造

谈到《聊斋志异》,人们就会想起这部小说里许多描写妇女的精彩篇章,眼前就会浮现出美丽多采,栩栩如生的妇女群象。这是《聊斋志异》辉煌的艺术成就的一个方面,也是这部小说具有巨大感染力,历来受到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生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乱。当时,满、汉族地主阶级互相勾结,镇压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了清王朝。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聊斋志异》中男性的爱情追求

爱情问题是《聊斋志异》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整部书中,此类作品最多,而且往往是最成功、最为人传诵的篇章,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性精华.多年来,人们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但不足的是.人们往往把注意力主要地投向了爱情的一方——女性(这自然是应该做的),而对爱情的另一方——男性,则关注较少.在许多文章中.人们或者把男性作为女性的陪衬,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将其断之为“软弱”.实际上,《聊斋志异》中男性的爱情追求,也是极富有新意和特色的.     

《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之辨

儒家君子小人之分有两种意义,一以德言,一以位言。《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传统多从德的角度做出解释,但现代学者从词源学或思想史的一般叙述出发,往往认为其是纯粹以位而言。然而,若完全不顾德的因素,只就地位而言,很多卦爻辞尤其是涉及"小人"的例子,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其实,《周易》中的君子小人,既有以位而言的情况,也有以德而言的例子。在"德"的问题上,《周易》对有位贵族提出严格的要求,而对无位庶民则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先秦儒家之道德思想兼顾理想与现实、精英与庶民的特征,便可在《周易》中找到其源头。同时,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观与殷周之际兴起的"德"的观念密切相关。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德更多的是关涉政治或行为,而与后世从个体心性角度来说的"德"有很大的不同。《周易》卦爻辞君子小人之辨的探讨,有助于澄清现代学者关于早期思想的误解,并揭示轴心时代儒家道德思想对早期经典的继承与突破。     

《尚书》中的道德观

中国的道德根源在《尚书》。孔子修订《尚书》就是为了弘扬道德。尧帝以道德为标准选拔干部和接班人,舜帝继承并发展了尧帝的道德观,皋陶的"九德"和箕子的"三德"之说规范了道德的基本内容和准则,《吕刑》阐述了道德、法律和行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此,道德成为了仁人志士的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