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沈、汪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异,而从人生哲学看,汪曾祺从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则更多地体现在忧国意识和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方面。     

沈从文汪曾祺小说里的民歌

沈从文汪曾祺在小说中引用了大量民歌。沈从文用情歌高扬生命力量;汪曾祺用劳动歌和儿歌关注劳动者的生活。民歌引用反映出沈从文的保守性和汪曾祺的开放性,奠定了他们的作品的抒情基调和民间立场。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

小说的散文化,一直是我国现、当代部分抒情作家的创作追求。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其小说创作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我国古典诗歌、散文的意境、韵味及章法形式等融合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形成散文化的小说。本文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意境、情节、结构、人物刻画、题材六方面入手,对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进行剖析评述,以求促进对汪曾祺小说的进一步认识与研究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主体话语权利

在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叙事中 ,作者对话语权利的争取是其最明确的特征。其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转换调整 ,都是为了确定自己在小说叙事中存在的地位 ,确定自己在叙事中的话语权利。这一切与苗族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机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理动因和外在表现形态。沈从文对苗文化的认同 ,对苗族人文价值观念的认同 ,导致了他小说创作中相同于苗文化传承的叙事的产生     

汪曾祺小说的故乡情结

以汪曾祺的高邮小说为主 ,从生命与文化的角度 ,分析了汪的恋土情结的文化传承 ,指出汪曾祺小说所表现出的故乡情结是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历尽坎坷 ,具有漂泊感、倦怠感的汪曾祺的美好生命意识的补偿。     

世俗生活中的卑微人生——“重返”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赢得了广泛的关注,"重返"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对"八十年代"小说革新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创作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在启蒙和革命文学话语中被批判、被改造、被拒斥的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成为汪曾祺小说中合理、合法、肯定甚至颂扬的对象。同时,汪曾祺小说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开启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非理性化

苗文化重表象轻逻辑、重情感轻理性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其文化传承的非理性化.苗裔作家沈从文以同样自由的心灵进行小说创作,这种主观随意性导致了他小说叙事中结构布局的散漫和叙事内容的散漫化,而这一切就小说叙事来看,也应该是一种非理性化的表现.     

人格退行: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

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分析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理,是一种新的视角.沈从文在乡土小说中所建构的理想的生存图式,心理根源是其人格发展在童年时期出现的"停滞现象",在都市遭受精神挫折后,出现了"退行".这种"人格退行"决定了沈从文湘西乡土小说的创作基调和整体风格.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民俗美和诗化美

汪曾祺在80年代初发表的轰动文坛的《受戒》,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色,真实而生动的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特色:“小说中有诗的情调、散文的意境、有文人的雅趣、民间的世俗美。”汪曾祺在小说的题材、结构、人物塑造、语言四方面进行了文体的创造实践,创作出了许许多多带有民间世俗美的像诗像散文的优美小说。     

论汪曾祺小说的审美特质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历来以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韵味吸引着广大读者.从审美创造上看,汪曾祺有意识地淡化时代背景,淡化社会政治内容;从艺术心境上来看,情感节制而叙述明快.这一切使得其小说不仅在文体层面上表现出浪漫主义特点,而且在创作精神层面上为浪漫主义写作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范式.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