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贵州屯、囤、■

我国屯田历史悠久,为各王朝屯垦戍边起着巨大作用。其屯戍区域之辽阔、屯戍制度之严密、完整,莫过于明。贵州屯田始于元代,延续至清代。明代卫所屯田制度为贵州留下众多的军事防御工事设施。除此之外还单独出现带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如囤、等一些建筑体,这些留存至今的军事防御工事遗迹无论是否保护完好,皆是贵州不可多得的军事文化遗产。     

赤水河流域川盐入黔的历史变迁及其开发

历史上的川盐入黔,沿袭唐宋,明清以后逐渐完善,形成了以赤水河流域仁岸为主体的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的盐运文化历史,反映了作为边缘化的贵州不断纳入中央治理范围的历史轨迹。川盐入黔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是当今赤水河流域开发的重要文化资源。     

论明代贵州卫所建置的特点及其职能

卫所建置是明代兵部所辖的基层单位。明代贵州由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导致明代在贵州建置卫所出现了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各省卫所建制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突出表现在卫所空间分布上的极不均衡性和职能上的多重性。     

明中后期的卫所与法律——以《军政条例》和《问刑条例》为中心

卫所是明朝军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是国家意志的最高体现。明中后期,《军政条例》和《问刑条例》在明初法律《大明令》、《大明律》和《御制大诰》四编的基础上,继续对卫所制度的各项内容做出细致规定。这些规定清晰地反映出卫所的“民化”进程以及国家从军事、经济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对这一进程的防范、纠正与妥协。总之,明朝政府基本上是顺应卫所“民化”这一趋势的,但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彻底转变卫所的军事性质。这既是明朝卫所制度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制度的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十多年来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近10多年来,西南、全国及港台学者对西南历史地理作了一些开拓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十分可喜的成果.一、西南历史政治地理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在政区沿革和地名索考方面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对从上古到明清今云南、贵州大部及四川西南部政区治地沿革、民族部落、山川、馆驿关津作了系统考释,征引广博,考征精辟,成为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必读之书.蒲孝荣的《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一书,对战国至建国初四川政区治地沿革作了系统爬梳和注释;吴光范的《云南地名探源》一书,对云南地名发展的特点作了深入探索,特别对傣、彝等民族地名作了开创性研究;史继忠执笔的《贵州通志·地理志·历史沿革》则对贵州从春秋到现在政区沿革和民族部落作了全面系统爬梳通释.     

明初土家族地区卫所设置考

对明初明王朝在土家族地区设置卫所的时间、地点、名目等情况进行了逐一考述,第一次描绘出明初土家族地区卫所设置的全景。澄清了一些历史谜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指出明初在贵州思州、思南土司境内曾分别设置思州守御千户所和思南守御千户所等。     

地方疆域史研究的一个新成果——评介《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

由河南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杨畅等同志编著的《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是国内迄今第一部关于奴儿干都司卫所问题研究的专门著作。 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悠久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问题,涉及到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边疆沿革及民族政策等各个方面,因而是研究明朝历史,特别是研究明朝东北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有关研究这方面的专门著作,目前还未见刊出;因此,特别有必要对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做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陕西省省域形成历程及其条件论析

陕西省现今所辖省域包括陕北黄土高原、关中盆地、陕南秦巴山地与汉水谷地等3个自然地理区。这一省域之形成,经历了先秦时期主体属于《禹贡》雍州阶段、秦汉隋唐北宋时期分属多个一级政区阶段、元代以降统属陕西行省并不断有所调整阶段的历史过程。陕西省域的形成,不只是因为陕北、关中、陕南3个自然地理区山水相依、地界相连,更重要的是它们彼此在资源与经济上互补互利、在政治与军事上互依互强、在文化上互融互济。因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需要而促成。     

改土归流与区划调整——以清代酉阳直隶州为例

清代酉阳直隶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广接壤地带,毗邻苗疆。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这一大的事件背景之下,四川总督通过军政措施,使该地区在行政建置上经历了由黔彭厅到酉阳州的转变,并完成了对当地土司的改流。从酉阳直隶州改土归流的过程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区划调整时机的提出、政区形态的选择及隶属关系的调整,又深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基于政区变动与改土归流的过程性研究有助于推动土司政治地理研究进展,并深化对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     

明初将领顾成在贵州军事活动初探

顾成是明朝初期的重要军事将领,在贵州的军事活动达三十余年,历经洪武、永乐两朝,对贵州的历史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顾成在贵州军事活动的梳理概括,来探讨顾成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对贵州建省的历史贡献.     

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祠神祭祀空间“旗冶的演成为中心

祠神祭祀空间结构的考察是理解乡村社会空间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田野访谈、地方民间 文献(碑刻、科仪书)及正史资料的系统剖析,呈现了以龙王神崇祀为中心的社会空间“旗冶的演成轨迹: 它最初源自明代边防军屯中的“旗甲冶,属于“军事型冶国家基层区划,继而又在“清初改制冶中变身为具有特殊政治经济功能的“民里化冶基层行政区划,延至民国则在保甲制度推行中被取缔了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区划的身份,从此成为纯粹的祠神祭祀空间。 围绕这一嬗变历程的讨论与以往证实的明清以降祠神祭祀空间多源于明初建立的基层组织“里社冶系统的研究结论形成了对比,揭示了长时间段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对国家军事型区划的继承事实及相关之变动,启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西北境内地域社会以祠神为中心的祭祀圈社会空间建构,既需要在动态的、长时间段的疆域史视域中特别重视国家制度因素的潜在性影响,同时也要关注国家制度与地方性、民间性因素作用关系的历史呈现与变迁。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

清代前中期对云贵地区实施的府州升降、卫所裁并和改土归流等行政、疆域调整,是中央王朝有效治理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政治活动表现。通过这些重要活动,清王朝在云贵地区系统地建立起中央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体系,并为外来移民的全面进入和深入开发创造了重要条件,对云贵两省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历史地理和社会史视角,重新审视和构建这些政治过程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展开情况,在仔细判读史料基础上,发现清前中期改土归流等政治过程并未对一些地域社会起到完全重构的作用,重建或者说有效填补了一个地域社会没有像学界原来认识的那样理想化呈现。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行政管理缺失,但由于移民经济开发的有利环境出现,总体上还是带动了云贵地区社会的深入发展,并最终实现政治制度上的统一趋势。这个发现不仅对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有促进作用,而且还对云贵地区清中后期的社会历史进程理解有新的启示。     

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

晚明清初,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是互相重叠,而不是此盈彼缩,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一地两属"现象。省域巡抚总管一省的行政事务,区域巡抚专管辖区内的军事行动,双方有时也会协商处理一些事务。由于两类巡抚长期共存,在实际政务运作中,"两属"地区的道员会同时向省域巡抚、区域巡抚请示、汇报一些民政事务。晚明的总督名义上管辖数省,实际上只管辖一省的军事、行政事务,对其他各省只是"兼辖"相邻区域。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明清时期土司土官与贵州佛教关系考论——以贵州梵净山地区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为例

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中国弥勒菩萨道场"。该山"山连四府",核心地区为五大土司共属之地。本文从梵净山地区现存珍贵的碑刻摩崖和相关文献中,考察贵州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在明清两代参与梵净山佛教的重建活动,指出田氏土司一方面对梵净山进行军事统治,一方面大力扶持佛教,借以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田氏土司不仅有守土安民之功,而且对贵州佛教的兴盛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浅析明朝充军刑的实施对贵州的影响

充军是明朝时期的一种重要刑罚,在当时极为盛行.贵州是明朝充军犯人的主要配地之一,因此大批充军罪犯来到贵州.充军在明朝的广泛实施,除起到惩罚犯罪的作用之外,客观上也对当地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它不仅补充卫所兵源,加强了贵州的防卫,确保中央与地方联系畅通,保障贵州的稳定,而且还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教育的进步与发展.     

北宋的治军之道及其启示

鉴于唐季五代以来骄兵悍卒的历史教训,北宋重建治军之道,使军队牢牢地控制在皇帝和中央政府手中,从而消除了军队对社会稳定的破坏作用,军队成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工具。但北宋的治军之道也存在着一些严重弊端,这些弊端主要包括:一,“重文轻武”的治军原则;二,广收流亡的召募之制;三,“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这些弊端的存在使得北宋的治军之道严重违背了军事规律,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可以说,不合理的治军之道是造成北宋乃至整个宋代在军事上始终处于积弱不堪、被动挨打地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