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构建: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在"后巴黎时代"开启的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各国(集团)围绕《巴黎协定》中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核心目标展开的激烈博弈将引发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重新分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中国需要根据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内涵,认识和把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制度性、科学性和道义性三个维度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实现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气候机制和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必须立足于自身实际,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中国特色语言所表述的话语体系塑造相应的领导创设国际气候谈判议题、国际气候机制及其主要原则的能力,增强提供科学数据支撑的能力,以及向他国示范和援助的能力。     

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FAO援助机制的嬗变及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明确了"自下而上"型的温室气体贡献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更需包括FAO在内的多元主体予以共同治理。事实上,FAO已将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的传统工作范围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但客观而言,其仍存在国际合作模式僵化、机构设置与整体目标不匹配、行动能力不强、工作透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FAO宜在自身改革和治理中更突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互动与衔接,创建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完善,并创新农业发展战略和碳融资方案。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理论根基,从“和合共生”的中华智慧中汲取营养,立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明确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要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强调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以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担当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提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指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实践方向。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其重要启示在于：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秩序迈向公正合理;深入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考

从"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状以及重要意义方面进行研究,在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笔者提出了: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发展,加强经贸与技术领域的深度合作与交流;加强政府间的国际合作,建立政府间的高效沟通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产业布局,提高全球治理能力的建议.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

全球问题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靠国际法治,全球气候治理概莫能外。若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减排义务履行和气候责任承担,则全球气候治理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因当前国际法治仍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民主“赤字”难以克服,协议形成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面对上述困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理念中,平等互利国际法意涵为各国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平等权利;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法意涵为治理引入同理心,以实现高质量民主;法律道德意涵为各国履行气候责任提供约束,以弥补国际法强制性弱的不足。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     

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现实世界,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助推了各种全球性问题与危机的蔓延,全球治理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全球经济发展进程越来越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转向隐蔽化,货币纷争成为主要大国共同的纠结,金融资本市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国际贫困与社会不平等依旧突出,全球气候环境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世界粮食与能源短缺的压力增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呈现扩散趋势,跨国流动的便利引发世界性的高风险,国家权力出现一定的流散与弱化,新兴大国的影响和作用明显提升。因此,加强全球合作治理成为客观必然。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的中菲海上安全合作

全球海洋治理的提出与发展推动了中国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在双方合作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意识的强化与能力的提升、中菲关系的正常化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双方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南海主权争端、双方海上力量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美日等第三方势力的干预因素又不利于双方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这要求中菲双方加强战略互信,积极实施战略对接,以双边磋商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海洋治理。     

演变与应对：气候治理语境下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的新审视——以《巴黎协议》为中心的考察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在后巴黎时代气候合作治理中演变的内在逻辑是合作主体向多元化拓展、合作依据向以碳排放量这一客观标准转换、合作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转变、合作利益立场向碳排放大国与碳排放小国方向分化重组。中国需谨慎对待这种演变趋势及后巴黎时代气候合作治理的领导权,在为国内气候治理提供法律支撑的同时,引领气候治理模式向“自上而下”适度回归,拓宽非国家行为体气候治理渠道,合理运作南南气候合作基金,在对自身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承担国际气候责任,贡献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减贫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路径

近年来,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及中国千年绝对贫困的消除,全球减贫事业进入新阶段。但世纪疫情、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交织叠加导致全球减贫治理陷入多重困境。具体表现在：动力维度上,全球发展受阻导致减贫动力不足和赤字增长;制度维度上,新矛盾新挑战凸显边际效益递减下的“贫穷陷阱”和减贫机制失灵;空间维度上,社会动荡和信任赤字交织加剧全球减贫治理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型治理观,为全球减贫实践提供了更具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思想支撑和实践蓝图。据此,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凝聚减贫合力,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以革新减贫机制,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以打造减贫责任共同体,从而推动全球减贫治理走出困境并向纵深发展。     

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依然不足、乡村社区内部自治性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依托、部分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合作-服务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这三种作用机制,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再造乡村共同体、激活乡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大国的竞争与合作

本期我们邀请6位著名学者讨论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大国的竞争与合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织激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经济社会资源透支,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变化,全球治理赤字高企,大国博弈复杂化加剧了全球治理困境。大国博弈激化,美国联合盟友全面打压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对外政策布局更加聚焦中国,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相持态势将延续。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复杂性愈加明显,但也具有巨大的韧性。中俄两国共同提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双边务实合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扩大“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如果说全球化是中国富起来的重要机遇,全球治理则是中国强起来的重要国际机遇。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坚持在大潮流大格局大历史中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前进方向,在复杂博弈的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在风云激荡的全球变局中敢于开创新局,推动世界百年大变局向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演变。     

全球治理与中国战略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推动,全球治理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解决全球问题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战略选择.21世纪的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的战略设计需要在平衡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采取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多重战略,同时积极寻求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