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     

血缘历史中的“道路”母题——《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行走”意义

本文通过对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以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中心,众多人物的＂行走＂的描写,将＂行走＂这一乡土人生的日常活动方式,赋于了超越其本身的多重所指意义,经过百年历史中一代代人的演绎进化,最终指向寻找的终极所指。寻找对话,寻找对话的人,寻找自己。在寻找中,主体意识由朦胧变得清晰,从被迫到自觉,构成了血缘历史中的＂道路＂母题的寓言表达。     

生活、批判与沉默——朦胧诗的现实内涵与历史转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现代派风格的诗歌涌现文坛,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至今,研究界对朦胧诗的认识和评价仍然在不断变化。此前,学界认为其独特形式和自我书写彰显了文学的主体性价值;近几年学界批评其形式过盛,自我表达过于狭隘,缺乏现实内涵和社会性价值。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批评均有所偏颇。朦胧诗的价值不只在于独特的形式和个性化的表达,更在于青年们苦闷、失落而又饱含激情的复杂精神状态的呈现,具有真切的现实精神表征和历史内涵。而后起朦胧诗潮流则确实普遍缺乏现实内涵,似乎只剩下形式美感和自我表现的空壳。但朦胧诗的这一变化有复杂的历史动因,只有通过对其内涵的挖掘和历史性梳理,才能更为客观地理解朦胧诗,并在此基础上更为深入地探讨文学社会性、自我表达与文学主体性的关系,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朦胧诗的三种向度与范式

在最具代表性的几位朦胧诗人中,如果说北岛更多地是用黑夜所给予的一双黑色的眼睛去看取社会和人生,并用诗歌再现了十年浩劫在中国青年一代心灵中所留下的精神荒原,那么舒婷和顾城则企望用这双黑色的眼睛去照亮道路、寻找光明,并在这片精神荒原之上耸立起一座希望的高峰;如果说北岛更多具有一种社会现实意识,而舒婷和顾城则执着于一个理想或幻想世界,那么江河和杨炼则怀着对过往年代的钟情和渴望,历史意识更深厚、更强烈一些,并最终一起走向了历史和文化。正是这些经典写作,使得朦胧诗给诗坛提供了这样几种不同的向度与范式。     

晚近诗歌对“朦胧诗”文本形态的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对“朦胧诗”有潜在影响。尽管抒情主题相异,晚近诗歌与“朦胧诗”同具政治抒情性。“朦胧诗”保留了晚近诗歌的意象所指范畴,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意象的能指与所指功能。“朦胧诗”中的箴言诗、哲理诗用理性对抗晚近诗歌中的非理性情绪,其实却是语录体的变相沿用。与晚近诗歌相似,“朦胧诗”的诸多作品表达了公共意识,而非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在文本基础上,历史地考察转型期文学,不回避“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可还原文学史的完整性、客观性。     

文学史书写视域下的朦胧诗经--以洪子诚四本文学史著作为中心

文学史作为朦胧诗研究重要场域,在其书写过程中对朦胧诗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朦胧诗文学史书写的缺席到文学谱系的建立,历史轮廓的勾勒和细节史实的阐述以及各种思潮文化影响下的流动,朦胧诗与文学史互为因果,共同参与和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建构过程。     

汉族作家视野中的西藏文化想象

西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想象和诗性建构,在汉族作家的笔下,在不同的文本中显现出不同的面孔,阐释和表达本身就产生西藏的形象和意义：西藏是一种对生命憩园和情感故乡的追寻;西藏是一种空间性的参与因素,是作者表达历史意识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西藏是动态的施动意义的救赎力量。当然,作为异质文化者的作家对于西藏的表达不可避免也会表现出疑惑与困境：马丽华表现出一种情感与理智之间难以调和的文化困境;马原用独特的叙事方式试图摆脱面对异于自己的西藏文化时不知如何表达的尴尬,暴露了他的叙事之中的潜在裂缝。     

文化的反思与构形——《红楼梦》、《鹿鼎记》深层文化范式比较

曹雪芹与金庸虽然隔着两百年的时空,但是在创作个性的主体选择与响应民族文化的呼唤上,却若合符节。从反映的文化层次上,《红楼梦》与《鹿鼎记》居于中国文化系统的两极,正好构成了循环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红楼梦》有对文化凤凰涅槃的绝望的期待,《鹿鼎记》则沉潜到历史中寻找文化持续更新的动力。虽然曹雪芹与金庸对于文化的层级、文化的角度表现有别,但他们的基本写作立场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传统。基于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独立的思想判断,他们对中国文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形,并创作出了能作为民族文化镜子的伟大作品。     

血缘历史中的“道路”母题——《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行走”意义

本文通过对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以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中心,众多人物的＂行走＂的描写,将＂行走＂这一乡土人生的日常活动方式,赋于了超越其本身的多重所指意义,经过百年历史中一代代人的演绎进化,最终指向寻找的终极所指。寻找对话,寻找对话的人,寻找自己。在寻找中,主体意识由朦胧变得清晰,从被迫到自觉,构成了血缘历史中的＂道路...     

艰难的寻根路——《根》与《宠儿》之比较

亚历克斯·哈里的《根》与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在探索黑人历史,寻找黑人文化之根与自我,控诉白人对于黑人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两部小说的分析,显示出美国黑人只有不忘记自己的非洲之根,不忘记黑奴制度下曾经遭受过的苦难,不忘记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才能实现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宪政“中国化”的另种文化取向——胡适“充分西化”观述评

在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与张君劢等那种意在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统摄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超越式进路不同,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代表着另一种文化演绎取向：以＂充分西化＂为表征的外化适应式进路,致力于寻找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在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里的安身立命之所。从＂造因＂方案到＂幼稚园＂宪政,大致体现了胡适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理性思考以及执着探索精神,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表达了中国政治转型中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抒写其卓越的宪政情怀。     

“集体意识”的流变与中国新诗的历史构成

＂集体意识＂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之一,在百年新诗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历史经验表明：＂集体意识＂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消长,始终与新诗所处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关。不仅如此,在逐步成为判定新诗重要文化价值层面的过程中,＂集体意识＂也成为反思新诗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在注重价值、观念的前提下,从历史结缘、整体趋势、风格制约的角度探讨＂集体意识＂在新诗历史中的构成,就成为阐释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化研究与感情记忆 ——— “方法日本”的“方法”批判

文章以松冈正刚的《方法日本——幻影、推移的文化》一书为例,对近年日本文化研究中＂方法日本＂这一学术取向进行了介绍分析,并围绕＂方法＂一词,从历史意识与感情记忆的角度展开了反思与批判。以牺牲历时性鲜活事件为主要特色的符号论式的研究,隐含着将历史的牺牲、历史的遗忘转化成一种无主体的自动生成式文化惯习的危险,因此,所谓的＂方法＂实质上是一种有主体的政治选择。     

从文化视点看日语第二人称代词的省略现象

省略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日语第二人称代词的省略与日语自身的特点和日本的社会文化相关联,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上下意识、内外意识、恩惠意识、耻感文化、＂体察＂文化和崇尚自然观等文化的角度,对由敬语表达、授受表达、被动使役表达和命令、禁止、请求、建议、劝诱、许可表达引起的省略,及第二人称代词以外的称呼词引起的省略等五种第二人称代词的省略现象进行分析。     

评威廉斯人性悲剧中文化变迁对个体意识的影响方式

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威廉斯＂戏剧三部曲＂中悲剧人物的个体意识进行解读。着重分析了发生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变迁通过价值观冲突,信仰危机和男权主义泛滥等方式对人的思想意识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导致人性悲剧的产生。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人性局限的角度补充论证了＂悲剧表达了人类要获得人格的不可摧毁的意志＂这一论断。     

论中日文化中对“猫”的认知异同

中日两国有悠久的语言文化交流的历史。双方各自借鉴先进的因素,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日本民族由于生活在岛国产生了自己独特的与猫有关的文化,并创造出与此相关的谚语表达。     

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二）

将严歌苓融合中西文化视阈的＂中国记忆＂小说置于比较文学领域进行跨文化解读,发现作者在流散语境中以双重文化视角回望母国的态度具有多种内涵,其作品蕴含独特意蕴。流散作家的身份使严歌苓在中西两种文化的选择与运用上格外自如,她在作品中努力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即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念反观中国历史,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建构对应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女性想象,以中西互渗的生态意识来构筑理想的生态家园。这一跨文化选择不仅为作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对象视阈,同时极大深化了作品的内涵意蕴。     

中国文化在高校外语教学中的缺失原因分析与重构策略

文化教学不仅包括目的语文化的学习,也包括母语文化知识的积累和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能力的提高。高校外语教学不但要树立＂知彼＂的文化观（目的语文化）,更要培养＂知己＂的文化意识（母语文化）。本文分析了导致中国文化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失语的主要原因,并从教师能力、教材选编、课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中国文化的重构策略。     

流散语境中的回望——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一）

严歌苓融合中西文化的＂中国记忆＂小说在比较文学视阈解读,具有跨文化意义。作者在流散语境中以双重文化视角回望母国的态度,使其作品蕴含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严歌苓在流散语境中的文化身份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二是严歌苓在流散语境中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即对真善美的追寻;三是严歌苓回望母国的书写策略;四是严歌苓回望母国的文化守望。严歌苓在流散语境中的文化身份和以＂局外人＂的立场回望母国的创作显示出独特观点和影响。     

京派的时间意识与老庄的退化史观

在进化论成为主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与＂文化＂里,京派却在小说创作中反复表达着＂旧＂和＂常＂的时间意识与文化价值观,这显然是一种罕见的文学史现象。形成这种文学史现象的最深沉的哲学根源,是京派对老庄的退化史观的认同,它们在人类生命的＂反璞归真＂这个美学层面上获得了内在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