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十之九》中“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的解读

本文以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安徒生作品最早的翻译单行本《十之九》中的＂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的译文为研究对象,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对译者的操纵这一层面,对译文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解读。旨在说明被周作人批评的《十之九》也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下的产物。     

论意识形态对《幸福之路》傅雷译本的操纵

在传统翻译研究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转向"视角的翻译研究背景下,安德鲁.勒菲弗尔论述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形态三个要素对翻译的操纵。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的《幸福之路》从出版至今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在细读译作的过程中,读者可以寻到译文为意识形态所操纵的痕迹。在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操纵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影响甚至左右译者的翻译过程。     

浅谈诗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著名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活动,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提出,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指普遍接受的社会认知,诗学形态是语言层次的、普遍接受的对文学的预期形式。本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为例,着重研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变化对诗歌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改写理论诗学视角下《丰乳肥臀》英译本研究

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活动,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的三个因素的制约。本文以改写理论为框架,从三大制约因素之一诗学角度研究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英译本。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法分别从修辞手法、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习语表达二方面分析研究,探讨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从而得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成功地运用了省略、直译、替代的翻译策略,使英译本广受西方读者的喜欢。     

改写理论的分歧意见析评——兼与王峰、马琰商榷

本文探讨了国内外翻译界对改写理论存在的主要分歧及其成因。认为：Munday所称的三要素实际是文学系统的控制要素,并且和Hornby等人的三要素一样,可以归结为两要素,翻译的四个层次也最终归为两个决定要素：意识形态和诗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要素的制约,但译者并非毫无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或试图挑战、超越这些约束。     

“改写论”视角下中国古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

勒菲弗尔的＂改写论＂关注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和诗学。中国古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受到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中国古诗英译也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现代美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翻译改写论对比

传统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本文从翻译的改写观出发,将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的改写理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勒菲弗尔和德里达分别从文化转换和解构主义视角提出了翻译的改写观,二者的观点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勒菲弗尔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认为翻译即改写,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而德里达认为翻译即＂异延＂,任何文本没有确定性和单义性,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播撒、增补、嫁接和改写。     

论典籍中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基于《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的比较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研究

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典籍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是否起到与原文中意识形态相同的文化功能可以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之一。以《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意识形态的翻译为例,认为译者对源文本中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翻译,在译文中表现为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如果译文在意识形态的翻译上没有达到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则译文与源文本的文化功能对等也就无从谈起。     

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看辜鸿铭《论语》英译中译者的隐身——汉文化“外译”还是“外化”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完全以英语行文角度出发,致力于消除文化陌生感和异质性,从而贴合英语读者的理解。笔者以为,辜鸿铭的翻译体现出一种"刻意为之的译者的隐身",是英语强势语地位下的必然之选,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辜鸿铭改写的《论语》译本与其说是外译,或许"外化"这一词更加合适。以目的论角度来说,这种"外化"更易于向西方宣传中国,增强对中国文化的可接受性。但从文化构建角度来说,辜鸿铭的译本过分迎合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所构建起来的可说是一种"西化后的中国文化",其译本剥离了原语的异质性,中国特有文化思想被西方文化所压制。     

试论影响译者选择的五种因素

翻译过程是译者不断做出决定与选择取舍的过程，是译者主体性能动作用的一种体现。影响译者选择的因素有多种，本文从意识形态、译者的文化取向、译者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以及译者的个性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并以实例说明这五个方面是如何影响译者选择的。     

散文翻译中的语篇连贯研究

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许地山散文《落花生》汉英语篇连贯性的分析,探讨了翻译中连贯对等实现的条件。本文认为,汉英翻译是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过程。译者从宏观的角度建立对原文文本的理解,从文本到形式整体考察原文文本的连贯因素,这是实现译文连贯的基础。译者对原文文本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微观分析,再根据译文文本的特点重新生成语篇的连贯,这也是一个有限度的再创作过程。     

从霍译《红楼梦》解构译者的“他我”

译者的身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它的定位对翻译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论文试图通过对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霍克斯所翻译的《红楼梦》的译文分析,解构其译者身份的第二自我——“他我”,以期对翻译研究——特别是对《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产生一点启示,促进中西文化良性互动。     

浅析林语堂自译本《啼笑皆非》

译者主体性在林语堂自译本《啼笑皆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警醒国人的翻译目的和中国传统文化取向决定了林语堂必然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其审美观促使他进行了创造性翻译。文章结合典型例句对其译者主体性进行分析。     

走向译者的诗性之美——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接受善学视角

接受美学是西方文论中读者中心论思潮的典型代表,基于期待视野、召唤结构、文学历史性等理论视角展开。诗歌翻译作为在跨文化视域中接受、传承诗性之美的重要方式,在译者主体选择背后隐藏着主体的期待视野,诗歌文本内在的空白召唤着译者的主体创造,译者的主体演进赋予诗歌文本跨文化的历史性。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接受美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正确对待接受美学思想对于推动翻译研究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翻译研究应尊重差异的伦理观——解读文学翻译中译英的文化差异伦理

从翻译伦理角度重点讨论尊重差异的伦理观,同时对文学翻译中译英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探讨,指出在翻译研究中应该尊重差异,以加强译者尊重差异的伦理意识,客观公正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推动翻译伦理不断发展。     

语义原词释义对翻译的启示

文章通过阐述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释义观，分别从词汇、文化和修辞三方面展开分析，探讨其给翻译所带来的启示。自然语义元语言的语义原词释义方法有助于词汇翻译的恰当准确，而其“文化脚本”的引入有助于纳入语言中的特定文化，设置适应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倾向。在修辞层面上，借鉴隐喻释义的可行性，明确其他修辞的释义核心，有助于翻译质量的提高和翻译新方法的探索。总之，借鉴自然语义元语言释义的方法和手段，有助于提高译文的忠实性。     

从注释看译者素质——浅谈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注释

从注释的理论出发，以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注释为实例，着重从语言难点的注释、翻译方法的注释、历史背景文化常识的注释三方面，分析阐述了注释的恰当与否反映译者的素质这一观点，并指出译者应多读书多钻研，以提高自身素质。     

从《浮生六记》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引入文化身份研究方法,分析了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构建。以其英译《浮生六记》的翻译行为为个案分析,研究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文化身份研究为全面客观评价林语堂及其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