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弃规矩”臆解

《庄子·胠箧》:“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此段文字,由三个对仗工整的复句组成,本不应有何疑惑,然历来注家对“而弃规矩”中之“而”,均未有妥贴的训解,可谓一大缺憾。现今看到的注本,自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到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王力《古代汉语》,于“而”下均无一言。未释之原因,盖以为此“而”即一般连词也。于是,陈鼓应遂将“毁绝钩绳而弃规矩”作为一读,中间不再点断。若如此,则破坏了整体行文的对应。对此,前人不是没有怀疑,北大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此句云:“而弃规矩,‘而’即‘然’,是‘燃’的假借字(参用王引之,阮毓崧说);‘燃弃规矩’与上句‘毁绝钩绳’为对文。此句言把所有的圆规、方矩等工具都烧毁。”此说给     

庄子“卮言”探源

庄子·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一般注家都认为它旨在说明庄子一书的文体。其中寓言解释为“寄托寓言的言论”,重言指“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但是注到了卮言,就出了些麻烦。凡关于卮言     

《橘颂》伯夷为秩宗伯夷考

《楚辞·橘颂》曰:“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句中伯夷,古今注者皆以为即《史记·伯夷列传》中之伯夷。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误解。史传中的伯夷是古代所谓“岩穴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独乐其志,不事于世”。(《庄子·让王》)而屈原则是古代所谓“庙堂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竭忠     

“很”不通“狠”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斩之!”之句。对于此句中的“很”字,一般注本均释为“通狠”,“羊性好斗,故云‘很’。”(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61) “很”不通“狠”,有的同志已言之,我亦深有同感,现补充其说。我认为宋义是针对“彊不可使者”而言的。“很”的本义,《说文解字》说是“不听从也。”这当本之于《庄子·渔父》篇的“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唐成玄英疏云:“有过不改,闻谏弥增,很(?)之     

老子对语言传播的批判

《老子》五千言辞约义丰 ,幽深玄远。其表达的含蓄朦胧 ,用语的殊异独特常使人们产生许多的误解。陈鼓应先生曾专门撰文对比较流行的误解加以澄清 ,以期还老子之本来面目。① 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看老子有关语言传播的论述 ,我们很容易得出老子否定语言传播的价值的结论。通行本《老子》第一句便是“道可道 ,非常道” ,《老子》一书中反复出现“不言”、“不争”、“不辩”之类的概念 ,老子似乎对语言传播的价值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当然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如果老子真的否定语言传播 ,那么《老子》五千言不是将老子自己逼入道“不可道”的悖…     

隐士定义及古称的考察

通常人们都把隐士释为隐居不仕的人，如《辞海》：“隐土，意即隐居不仕的人”①。此解释易使人生发以下两个疑问：其一，想入仕而无法入仕被迫栖身乡野的人叫不叫隐士？其二，不想入佳亦未入仕目不识丁的百姓是不是隐土？很显然，此二者皆不能称作隐士，否则，隐士与政治在野派、与农夫又有何异？蒋星煌先生认为：“‘隐’是隐蔽的意思，土不见于世，所以称隐士。”③此释仍有宽泛之嫌。第一，士不见于仕，是自愿？还是欲官而无路致之，不得以而为之？第二，古代土的意蕴是个变量，远古意为从事耕作的男子。《说文》：“土，事也。”吴承仕…     

庄子的哲学——一个绝对哲学的体系

对庄子的解释长期以来意见分歧。据《世说新语》记载,在向秀、郭象注释以前,注解《庄子》的就有数十家,“莫能定其宗旨”。向、郭注出,使大家耳目一新。以后支道林又提出“物物而不物于物”以解释庄子,“立异于诸贤之外”。唐时成玄英的疏解,虽以郭注为基础,但解释往往与郭注大相径庭。直到今天,对《庄子》的解释还是莫衷一是。本文仅就庄子哲学中道与物、绝对与相对及二者的关系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

(一)引论“隐士”,是指有条件为官作吏的“士”阶层中不愿为官作吏者而言,是同愿意为官作吏者相对立而存在的.因此,本文所论的“隐士”,是对我国古代社会里凡具有为官作吏条件的士人而不愿为官作吏者的总称.在我国古籍中,往往有“隐士”的记载,似乎“隐士”的存在是十分古老的.据皇甫谧《高士传序》云:有“鸿崖先生,创高于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于唐虞之朝”.可见在他看来,所谓“三皇”、“五帝”时代,就有高隐之士存在.《后汉书·逸民传·序》也说,舜时有隐逸之北人无择.孔子生活的时代,据说还有他崇敬的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及仪封人、狂楚接舆等隐士.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后世所说的真正的“隐士”呢?今天看来,除战国时期已有隐士阶层的初步形成期的萌芽型隐士之外,春秋时期以前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隐士”的.原因很简单,这是由于夏、商、周三代不存在官僚制度,也没有“士”阶层的形成,这时的官吏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按照宗法制度而确定的,一经确定,各级官位都是世代相袭的.在这种世卿世禄制下,根本不存在出身于平民的“士”阶层和不愿意为官作吏的情况存在,从而就决不会有隐居不仕的隐士产生的土壤.     

论庄子的言说方式──重释“巵言、寓言、重言”

《庄子·杂篇》的《天下》和《寓言》中，称庄子的言说方式为“言、寓言、重言”，但这两篇文章对这“三言”的解释有很大不同，笔者已在《说庄子悖论》[1]一文中作了详细辨析。并进而认为，不能简单地从文体风格层面去把握庄子的言说方式，必须联系庄子的哲学思想，在“正在说不可说”这个哲学悻论的基础上去理解．本文意在以《寓言》将为本，重释庄子的言说方式。为了行文方便，先释“重言”。《天下》云，“以重言为真”[2]。郭象未注此句，而在《寓言》的“重言十六”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成立英疏云，“重言，长老乡间尊…     

读庄一得——释鸿蒙

庄子寓言中往往杜撰人名,在《在宥》篇中,虚拟了鸿蒙和云将的对话。注家都把云将解释为云,那么鸿蒙是什么呢?历来都根据司马彪的注解释为”自然元气”,《辞海》等书也沿用了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确切的。“鸿蒙”应当指的是雾。庄子这一段寓言是借云和雾的对话,来阐明他自己对“治人”的见解的。《说文》:“雾作(?),籀文省作”。     

《诗经·豳风·七月》考论

考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殆及公子同归＂,非郭老所言的害怕被公子带回去遭受侮辱,而是害怕被集中起来作为公子的陪嫁媵妾。辨析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非郭老所言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而是范文澜先生所主张的＂西周初年＂。诗歌的内容为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要素,述写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水平;运用对比的手法揭示了农奴...     

魏晋“虱”语义场及其历时演变

"虱"是语言中最核心的词之一,本文考查了魏晋时期"虱"语义场的构成、使用及演变情况。魏晋"虱"语义场成员基本源自先秦,包括虱、虮、蚤、蛭、螕,其中"虱"是该语义场的代表词。此后,"蚤"日益发展,开始进入"虱"语义场的核心,在经历了唐宋时期的壮大之后,到明清时期"蚤"逐渐排挤了"虱"而在语言中更受青睐。     

从老氏之遗训，将回驾乎蓬庐——张衡《归田赋》中的“逍遥”思想

张衡的《归田赋》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被看作是从“京都大赋之极轨”向“抒情小赋之杰思”转变的一个重要坐标。《归田赋》对研究张衡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在这篇赋中，张衡思想中的庄骚合流倾向逐渐清晰，并表现为对“逍遥”之境的追求。“逍遥”的审美观念出自庄子，但在张衡身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追求。《归田赋》可以看作张衡对“逍遥”理想理解和追求的一个总结。     

“道”在心外还是心内——唐君毅关于荀子“心”与“道”的思想述论

唐君毅认为,荀子那里"心"可表述为"统类心",不仅具有认知功能,同时也是一意志行为的心。"道"是"统类之道",但首先是"心之道",循此心之"道"才能达至"统类之道",因此,不可视"道"在心外。然而,若就"统类之道"的核心——"礼义"来说,"道"与"心"的内外关系仍不明确。较合理的解说是区分"道"的双重意义,作为具体规范的"道"(礼)是外在于心的,有待心去认知;而作为"礼之理"的"道",则不可说在心外。但仍需指出的是,作为"礼之理"的"道",虽不可说在心外,可也完全不同于孟子意义下的"仁义内在"或"礼义内在"。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第三者”概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常使用的辩证术语是“直接性”、“中介”、“扬弃”等，有时也使用“第三者”概念。理解黑格尔的“第三者”概念将有助于对“否定性的辩证法”的理解。根据“第三者”概念出现的语境，可将其归结为“三段式推论的中项”、“辩证过程的中介”、“对立面合而为一的媒介”三层涵义。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德”对大学传承“体育‘圆’哲学”的深醒

＂理＂是＂道＂（圆）之象,＂道＂为＂理＂（象）之本。体育＂圆＂哲学是大学安身立命教育的根基。因为＂圆＂、＂理＂、＂德＂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关注;＂圆＂是＂理＂与＂德＂的基石,＂圆＂和＂理＂同是＂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伦理中的展现。＂圆＂哲学以＂理＂的思维、护持、融通于＂德＂,是当代大学推动＂制度变迁＂和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教育的宗旨。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