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佛学的中国化

魏晋玄学的兴起 ,在思想理论领域为佛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机缘。玄学理论为佛学思想特别是般若空论的阐释所利用 ,因而佛学的中国化最初表现为佛学的玄学化倾向 ,但佛学又极力保持着佛教独立的宗教地位。僧肇在批判六家七宗的同时 ,阐发了般若空观本义 ,既标志着佛学玄学化倾向的终结 ,又标志着佛学中国化在玄学的推动下进入了新的阶段。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析僧肇之解空

僧肇被称为"秦人解空第一".僧肇分析了当时流行的解空学说的特点及未能正确解空之原因,阐述了自己所解"空"的内涵.僧肇的独特解空进路使得中道空观代替了玄学,他奠定的般若空观对后来中国佛学有着深远影响.     

佛教言意观与南朝文论家的语言艺术论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它对东晋南朝佛学理论的影响无疑是显著的。但也应看到，佛教对于言意关系问题有独特的认识和思维特点。论者对佛教言意观的评价差异颇大，如袁行霈先生认为“早在东晋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融合已采取寄言出意之旨”①，而王钟陵先生则认为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在佛教徒这种玄学化了的佛教哲理语言之中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彻底鄙弃。在佛性的光轮之下，佛教徒们表现了对人类智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野蛮的否定”②。后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而前种观点则未尽其详。本文试就佛教言意观的基本特点以及其对文论的影响…     

佛教史视阈下康僧会译经之儒学化及其意义

安世高译经使中国佛学趋于独立,但仍不离道术;支谶及其再传弟子支谦译经奠定了佛学依附玄学的基础。康僧会译经兼收众长,借用儒家话语体系以儒释佛,使佛教自觉服务于主流思想,有效地遏制了信众与朝廷走向对立的可能,从而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新突破。自此,佛教开始公开、积极地向士大夫阶层传播。     

《坛经》般若思想初探

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 ,通过般若的“空”观、“中道”观以及“无差别”观等几个方面 ,对禅宗的要典《坛经》进行剖析 ,说明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虽然与印度佛教有着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但也有结合中土儒道两家思想对佛教的革新化改造     

佛教哲学化与《参同契》的方法论风格

哲学与佛学关系密切,佛学的哲学化也并非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早在魏晋玄学时期,佛学受哲学的影响,就出现以僧肇为代表的佛学玄学化或哲学本体论化倾向;而石头承继僧肇的思想,发挥惠能禅学的对法思想,推动了新形态的佛教哲学化,即方法论化,并使禅学思想与修行更好的统一起来。     

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然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佛教思想实际上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思想。刘勰以儒为主、儒佛并重的人生观和亦儒亦释的价值取向,是当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典型反映。     

"秀骨清像"中的玄学"风度"——从佛教造像看魏晋玄学对佛教思想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中期的佛教造像流行一种"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这种造像特征来源于南朝画家陆探微的绘画风格,它表现的是当时玄学清谈家所崇尚的道骨神韵.这个时期正是南北朝佛教与玄学合流的重要时期,在理论方面,佛学的玄学化表现为"六家七宗"的形成,在佛教造像方面,玄学化的影响以"秀骨清像"佛像为特征.     

论禅宗的现象空观

从感性经验上看 ,禅宗看自然与儒家、道家和玄学看自然有很大的不同 ,它不与自然亲和 (庄子的泛神论 )、比德 (儒家的类比法 ) ,也不像玄学借助于“无”和“玄冥”(独化说 )的观念 ,而是取空观的视角。禅宗讲“色即是空”,它的色法仍然体现了中国人重视自然的传统 ,不过 ,借助于空观 ,它已经迈出了把自然现象看作纯粹现象的重要一步 ,产生了禅宗的现象空观。现象空观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经验。纯粹现象的产生 ,标志着中国人感性经验的重大转型 ,从而为意境的萌生铺平了道路     

论僧肇般若学的涅槃学说

涅槃是佛教中一个核心概念,佛教修行实践的最高目标就是证得涅槃.中国佛教学者历来都重视涅槃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涅槃概念作了阐释,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东晋佛教学者憎肇的涅槃观是综合般若学涅槃观念与老庄玄学圣人境界理论的结果,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一个杰出的理论创造.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

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佛教中国化为总体背景，考察了宋代以降中国佛教孝亲观的内容及其特色。文章认为：宋代契嵩为代表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形成的标志，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当代中国教经学研究中的两种佛学观

当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佛学观,以欧阳竟无和吕澂为代表的一派所持还原主义佛学观,以印顺法师为代表的一派所持则为包容主义佛学观。这两种佛学观虽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差异,但从佛学立场讲,两种佛学观都未能完全反映佛学的平等精神;从当代适应性讲,两者亦都难以更好地与现代人的多元价值观念相协调。因此,将太虚大师提倡的平等主义佛学观确立为佛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也许是当代佛教经学研究者的恰当选择。     

道家思想对隋唐佛学的渗透和影响

佛学自从东汉传入我国,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到隋唐时己成为思想界的一股主要思潮。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特别是武则天下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佛教势力大大增强。这时期的佛教有两大特点:一是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主要有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和禅宗;二是佛学已经完全中国化了。除法相宗主要从事翻译、基本保持印度佛学特点外,其它三大宗派都融合儒、道,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佛教理论受了     

王弼圣人观源流——从易学“寂感”说看魏晋孔、老、玄、释之会通

“孔老之辨”最初产生自《庄子》内外杂篇,表现为扬老抑孔,而魏晋玄学认为老不及圣,其代表人物王弼更以易会通孔老,以易学“寂感”说为圣人观,使得孔、老、易三系的不同圣人观统一于玄学.此后,玄学发展趋势由易入佛,以易学“寂感”说为特征的圣人观影响了六朝庄学、佛学、易学,乃至影响于理学.     

二十世纪思想界对中国传统佛学的批判与抉择——以太虚印顺为例

20世纪佛教思想界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调整传统思想以应时代要求。太虚以“法界圆觉”思想为根本,对中国佛学持维护立场,并试图将之综合纳入适应新时代的佛学体系;印顺从“性空唯名”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二者对中国传统佛学态度的差异有各自的时代考量,他们探讨的佛教理论与实践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试论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发展的特点

南朝佛教在玄学化的佛学思维及其批判中,逐渐产生了对般若中观的认识方法的自觉要求,形成了以佛性为核心的般若思辨传统,预示了一心开二门的真如缘起义理体系。北朝佛教由注重对禅法的实践导致对诸法的实证分析,结合当时部分法相唯识学经典的传播,形成了以阿赖耶识为核心的体验传统,预示了唯识义理体系。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不同思维传统与不同义理方向的融合,使南北佛教教义多元化。     

从玄远到释空——魏晋玄学流向初探

魏晋玄学从魏正始年间兴起,发展到西晋郭象的时代达到顶峰,此后,虽然那“煽于海内”的玄远清谈之风在东晋文人学者中仍竞相唱和,伹玄学的理论探索已走向下坡。与此蔚为对照,原来依附于道家学说乃至儒学的佛学思潮,则在东晋知识分子中逐渐流行起来,逃往江南的门阀士族、名士僧人一时间“竞读佛经”,借佛理释玄学,援玄学入佛学,玄学的衰落与佛学的兴盛成为思想界无可扭转的趋势。从玄远向释空的转换与发展,成为魏晋玄学在东晋时期的基本趋向。认真析理这一过程的由来与嬗变,对于总结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与经验教训,研究不同文化系统的渗透与融合,都是颇有意义的。     

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

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背景,小乘佛教在汉地无法形成气候.但是,笔者认为,小乘佛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即"毗昙"之学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有必要对小乘佛学对中土大乘佛学的潜隐的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东晋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的关系作初步考察,指出毗昙对道安的般若思想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作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