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蜀学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时期,引进并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适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蜀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从文化渊源看,蜀学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它与"巴蜀文化"是毫无关系的.     

从《宋元学案》看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影响——以党禁与杂学为中心

全祖望通过为关系到两宋的治乱兴亡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党禁与庆元党禁设立学案,反映了宋代儒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影响及其兴衰历程,并通过考证《元党人碑》确定了元党人的范围。王梓材考察了宋末反道学的学者周密对于道学流派,以及对假道学、道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丰富了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全祖望为作为北宋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初期的官学并与洛学相对立的王安石新学,被朱熹视为杂学的三苏蜀学,以及宋元过渡期间被视作王、苏两派之余波的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朝儒学设置学案,肯定了道学的反对派新学与蜀学的思想史地位,阐明了王安石经学的学术价值,进而从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了金代儒学代表人物李纯甫与赵秉文的三教合一论。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已经涉及到荆公新学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不同的学科视角、多样的学术方法、整体的观念为荆公新学研究注入了生机活力,但对荆公新学思想渊源所在,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方式,与佛道、理学、蜀学等流派之间交融互动方面,特别是对于荆公新学流派的研究以及对于王安石作为宋代由内圣转向外王的关键人物的探讨方面,在学术界目前还是薄弱环节,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从《四书》学看北宋理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的异同

从《四书》学的角度,对北宋中后期活跃于学术舞台的理学、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治学方法和理论特点上三者有较多的相同之处,都注重阐发经典精义、关注天道心性问题、自出义理、发挥己意,但在三派学术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述和发挥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     

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为尊师门,力行工程之道,不仅利用宋室南渡后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政治中主张罢黜王安石配享孔子及其新法,更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不知天道、不知性、溺佛道、重财利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     

苏轼哲学思想探讨

作为北宋文坛上开宗立派的文学家,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宋代思想界的主要学派——蜀学的领袖,苏轼在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这一点,一些年来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蜀学不但在北宋思想界同关学、洛学、新学一样具有重大影响,是同洛学争夺正宗地位的主要对手,就是到了南宋,朱熹还十     

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虽然曾经一度因为道德文章而相互倾慕，但终其一生，二人关系“怨”多于“谐”。这不仅是因为二人个性气质之迥异，更是出于二人所学之不同。因此，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质上隐含着新学与蜀学这两大学术流派在北宋中后期话语权力层面的交锋。     

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

晚清巴蜀地区地理封闭,传统蜀学凋零,同时新学不昌,薛焕等人请建新书院。光绪元年,尊经书院招生开学。从成立到改制,尊经书院只存在二十七年,而在此期间,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风,成为蜀中文化教育的楷模。传统蜀学不仅得到继承,更与湘学交汇,有新的发展。同时,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新学传入蜀地,尊经学子们以尊经书院为基地将新学广泛传播,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而后尊经书院改制成学堂,也促进巴蜀地区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萧萐父先生与蜀学研究——兼谈推进蜀学硏究之我见

萧萐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大家、川籍学术大家、著名的蜀学学者,对中华学术文化基本元素之一的蜀学,研究精深,有重要的学术贡献。蜀中学人要绍继前贤,在已有良好基础之上,深掘资料,集成创新,加强协作,培育人才,合力推进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宋元学案》附录的《苏氏蜀学略》是清代学者全祖望补撰的。他违背了黄宗羲原著的宗旨,又依照理学宗传拟定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并以为蜀学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这些都是极不恰当和非常片面的。然而若将今本《宋元学案》视为宋元学术思想史,而不仅仅是理学宗传史,则它又具很丰富的学术思想史料的价值。《蜀学略》是第一次将蜀学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这对晚清以来将蜀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的复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

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的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潜伏期、激化期和深化期.它反映出二氏之学在经世层面"重法"或"重人"等诸多分歧,以及苏轼的儒学传承意识.它与北宋中后期的政争、党争互为表里,既导致和强化了后者,同时又深烙党争、政争的痕迹.     

试论苏词与辛词的“同工异曲”之处

苏轼和辛弃疾同为豪放派的代表,他们的创作风格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也常常以"苏辛"并称.本文着重论述了他们词创作的不同之处.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宋代王巩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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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人谱》研究回顾与展望

《人谱》是明末大儒刘宗周平生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是探赜他哲学思想核心主旨的最重要“文本”。学者们围绕《人谱》的撰著背景、过恶思想、图示、学术影响等问题多有论述,但对《人谱》所开显的独特的“心体论”、“工夫论”、“心学易”等问题尚未深入研究。以《人谱》为切入点研究刘宗周哲学思想的演进逻辑,是蕺山学研究的又一可能进路。     

易学视野中的诗学建构——论易学思想对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影响

杨万里不仅是南宋中兴时期的诗坛领袖,同时他还是一位理学家,对易学颇有造诣,著并有《庸言》、《心学论》、《诚斋易传》等哲学著作,其审美·心态与诗学观念深受易学思想的影响。杨万里将易学中的通变观念、安平乐道、修辞立诚等核心思想引入到诗歌创作理念中,从而将哲学与诗学在思维、审美、情感领域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文学与理学互动发展的演进历程。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理工大学”英译的语料库调查

国内"理工大学"英文译名形式多种多样,已经影响到了对外交流与人们对其认知。我们采用语料库驱动的方法,运用WebCorp和AntConc软件,调查了国内外"理工大学"英文名称形式,指出国内外该类院校名称格式的多样性及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并通过对"理工大学"译名的搭配力分析,尝试探讨其认知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