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个人＂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更是＂自己＂的,构成了相对完整、内容丰富的一个系统。在＂人—个人—个性—自己＂这一逐层收缩的价值系统中,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对于＂个人＂的理性自觉和情感坚执。当他以这种思想来批判封建礼教时,这种理论发挥的是积极的作用,但当他把人的生物性单独地夸大并使之与人的社会性相割裂时,这一理论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这种个人原则的至高无上性决定了周作人以保持个体的个性自由和切身利益为最终选择,放弃了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担当。     

论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借用"言志"与"载道"两个中国传统的审美概念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指出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朱自清与钱钟书都认为这种说法存在谬误,钱钟书指出周作人"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1]P2本文通过分析论证,发现此二人的观点与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是针锋不接。其实周作人赋予了"言志"新的内涵,追求的是一种"言志"与"载道"的兼容并蓄与和谐统一。     

周作人散文审美批评标准片论

"言志"在先秦合有儒家政教的因素,唐宋文论的"载道"同它一脉相承.而周作人却赋予它以新意,强调作家意识的自主性、随意性,并将它作为审美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周作人的"言志"既继承了古代重主观印象与感悟的批评传统,又注意从批评对象寻求作家对人的价值、个性的尊重与张扬,因而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及其变化

五四时期,文学领域受平民主义的影响掀起了平民文学的热潮。周作人是平民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将平民文学置于与贵族文学二元对立的位置,用普遍和真挚来界定平民文学的特点。但是当平民文学运动如日中天时他却对平民文学颇有微词,并试图调和它与贵族文学的关系而提出了＂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的主张。这种前后态度差异的原因一向被简单地认为是受其中庸之风的影响,但实际上,一方面,这是平民主义思潮自身发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周作人的思想对这种发展做出调整的结果。     

宏阔视域的建构 新人耳目的考论——读《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袁宏道在尘封三百余年之后的20世纪前期重见天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周氏对公安派文学之近代化价值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明代性灵派与复古派的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之上。周质平《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1986年)批评了以"载道"与"言志"划分七子与三袁的做法,并质疑林语堂、刘大杰等人过誉袁宏道的行为。那么,性灵派与复古派关系如何?性灵说与王学关系怎样?性灵派文学的近代化价值何在?若想就这些问题     

论周作人日本批评的内在矛盾

周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期曾发表了大量日本批评的文章,将之称为他的“排日论”。但在周作人的日本批评中,不仅包含着民族立场,还隐含着强烈的日本文化立场甚至日本立场,他执着于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往往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对日本政治行为的解释,这使他的日本批评显示出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     

周作人文学观评析

周作人向以“独树一帜”的文学现著称文坛，以往研究者多关注其早年文学现或文学现的某一方面，没有对周氏文学现做较全面评析，从批评论、功能论、文体论、本质论四方面分析周作人文学观，可以粗略窥视到其文学现理论基础及思想渊源。     

论20世纪30-40年代周作人散文的“苦涩”味

研究者普遍认为平和冲淡、闲适自然是周作人散文的风格,然而周作人自己却尤其看重散文的＂苦涩＂味。＂苦＂表现在思想内容上,＂涩＂则体现在语言表达上,＂苦涩＂结合而成为他20世纪30-40年代散文的一种独特风格,这与他的文学主张、个人气质及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另外,这种＂苦涩＂味也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对诸多作家产生了影响。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独特贡献

周作人在诗歌领域的理论建树、创作实绩及其影响,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诗歌理论与批评、新诗创作和杂诗写作三个方面,介绍并论述了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创立和发展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对作为周作人“独家产品”的杂诗,进行了梳理评价。     

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入场途径及知识形态

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认识，很多论者将其归纳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分天下，或者简化为“左”与“右”的区别。在新时期文学知识场，最初文学批评中看似缺席的“浪漫主义”文学知识，隐匿于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及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之中，并在科幻小说，舒婷、顾城等部分“朦胧诗”创作，昌耀和海子的诗歌，以及部分所谓的“知青小说”创作中得以延续。主要经历了由“想象”到“抒情性”的认识过程。     

意义追寻中的价值生成与流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历程的多重视角探析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中国的历史建构,形成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美学-历史＂批评、＂文化诗学＂批评为代表的三种话语系统。这三种批评话语系统的建构,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更替,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在意义追寻中的价值生成及其流变过程。这一历程对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伦理学还是美学芽——梁实秋对文学批评价值标准的探索

1937年,梁实秋挑起了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第一次美学论争,他以伦理学为文学批评的皈依,强调文学应关注人生,反对朱光潜将美学运用到文学领域,因为在他看来美学就是形式美学,不能实现价值意义。他的观点与周扬提倡的左翼新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共鸣,但左翼新美学的经世致用式的现实功利性追求也是梁实秋所批判的,他的文学批评标准是兼顾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     

《祖鲁女孩》的“叙事学”解读

诗（poetry）常被看作是用＂节奏创作的美＂。但是,诗歌除了是一曲悠扬的乐章外,还是一段抒写记叙情感的艺术文字。写景抒情,记人论事是诗歌的另一特征。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现代叙事诗当中。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从＂素材选取＂、＂聚焦过程＂及＂叙事语言＂三方面分析罗伊.坎贝尔的著名诗篇《祖鲁女孩》,理解作者的创作源泉,赏析其文学价值,并由此对欣赏叙事诗歌的一些方法进行归纳。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海外新儒学的文学批评实践——评刘述先的《文学欣赏的灵魂》

作为较少为内地学者关注的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人物刘述先先生,其著《文学欣赏的灵魂》是新儒学为数不多的文学批评的代表作。该著拥有一个独立自足的完整的系统,包含了作者对文学与哲学、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等多重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文学背后的＂人性光辉＂的深入挖掘。     

与周开鑫先生商榷对奈达的“动态对等”论的评价

周开鑫先生认为奈达的翻译理论中存在明显的偏颇和不足,集中反映在其“动态对等”、“读者反应”、“翻译即交际”等新概念上。笔者认为,周先生对奈达理论的批评是不正确的;而他作如此站不住脚的批评的原因在于他没有真正理解奈达的著作。作者在本文中就周先生对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的批评做了一些辩驳。     

周扬: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和阐释者——兼论其文学批评的“辩证法”策略

建国后17年时期,周扬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和阐释者,其文学批评理论具有"辩证法"的特点,从中我们更加看清了在"两个世界"中游走的周扬的复杂心态。     

当代《红楼梦》评点“四家评”综论之一——以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为例

《红楼梦》评点自脂砚斋以来一直是受到《红楼梦》读者喜爱的一种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当代《红楼梦》评点影响最大的当属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王蒙等＂四家评＂,＂四家评＂正广为流传,并受到《红楼梦》读者的喜爱。＂四家评＂不仅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传统小说评点尤其是《红楼梦》评点理论品格的自我提升,并且有益于当代文艺鉴赏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