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权力之善：行政问责的价值诉求

权力之善是行政权力的本质规定。行政问责作为一种监督与纠错机制,其核心价值即在于实现权力之善。它一方面通过追究权力责任防止权力异化为“恶”,另一方面又通过监督权力运行凸显权力“善”价值。     

行政问责：权力之善的助推器

如何保证行政权力实现,维护公共利益和履行公共责任等"善"价值,防止它沦为政府自利、与民争利和逃避公共责任等"恶" 的工具?这就需要给行政权力课以相应的行政责任,并督促其落实.行政问责是保证行政权力扬"善"抑"恶"的有效机制,它能促进行政道德责任的弘扬、行政客观责任的履行和行政消极责任的追究,从而达到重塑公共行政价值、维护公共利益和担当公共责任的目的.     

东京审判述论

《波茨坦公告》是盟国处理战后日本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是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和对战后日本实行民主改造的基本依据。东京审判是落实《波茨坦公告》的重大举措,是对国际法,特别是对有关战争法规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但东京审判也存在和遗留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美国的庇护下没有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这给日本战后正确认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增加了很大阻力,实际等于放松了对日本战败责任问题的进一步追究。     

靖康之难的成因是什么？──从南渡时人的认识说起

宋室南渡,时人并未归咎于士大夫沉溺山水。他们认为,靖康之难的因由,“内忧”远大于“外患”,即朝廷腐败的“远因”远大于外族南进的“近因”,并且认为,北宋乱事“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胜”。这都有别于宋亡以后把靖康之祸归咎于天子沉溺娱乐、政策失误的论调。     

威仪:朝廷之美的起源、演进、定型、意义

从原始古礼之美到中央朝廷之美的演进,最后落实到威仪上。从语汇上,是从空地之礼的義,到社坛之礼的宜,到祖庙之礼的畏,最后定型在朝廷之礼的威仪。朝廷威仪有西周分封制和秦汉集权制两种类型,但基本思想相同,即有容乃大的胸怀(德)和战胜一切的暴力(威)在美感形式(仪)上的统一。天下观和等级性是威仪作为朝廷之美的文化基础。     

哲学视阈下的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之“道德盲视”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可日本社会却不断涌现出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论,究其根源在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没能得到彻底追究。探究战争责任是直接关系到战争性质和评价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战后研究的最大课题。本文根据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的罪责分类说,来阐述日本普通民众应为侵略战争所担负的道德罪责,并进一步分析战后日本人漠视道德罪责的"道德盲视"现象。     

再论担保之竞合

担保之竞合包括物保与物保之竞合、物保与人保之竞合和人保与人保之竞合三种形态。就物保与物保之竞合而言,在处理上一般不会发生问题。就物保与人保之竞合而言,台湾＂民法＂物权编的最新修正一改过去的＂物保最终责任原则＂,而改采＂物保与人保依比例分担的原则＂。就人保与人保之竞合而言,应在区分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的基础上,明晰按份共同保证与连带共同保证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连带及共同保证＂的概念。     

试论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的建立

超期羁押是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顽症"。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使超期羁押的责任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之举。本文论述了建立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的重要意义以及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内容。     

乡关之思与出处之痛——金初诗人心态浅析

金代初期的诗坛是“借才异代”的时期。许多汉族士人因各种原因羁留于金朝,对乡国的怀念和仕金的无奈时时流露于笔下,表现为其诗歌中浓重的乡关之思和无奈仕金又心怀愧疚以及仕与隐的彷徨与痛苦,形成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人文景观。在这些金初诗人中,以宇文虚中和蔡松年为代表,他们的心态体现了金初诗人的典型心态。     

康雍时期的特使与中日贸易

清代康雍时期两位帝王出于各种目的．都曾派遣特使东渡日本。康熙帝两次直接派遣官吏赴日．雍正帝起初授意沿海地方官吏雇佣商人担任朝廷特使,商总制度建立后,商总成为朝廷兼职使臣。这些正式和兼职使臣的历次出使活动影响了两住帝王对日本的看法,进而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雍正朝宫中钟表的来源与使用

雍正时期是中国钟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雍正帝的著作中保留了许多反映他本人时间观念的诗文,他对钟表既现实又浪漫的看法影响着宫中钟表的收藏和制作。通过外交使团向皇帝赠送礼品、地方官员进献、抄家罚没等途径,钟表在雍正朝不断进入宫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之间、君臣之间联络的重要媒介。与此相联系,这一时期钟表在宫中大量使用,普遍陈设于宫殿、出行时乘坐的车轿之内,甚至作为贵重物品赏赐给官员。雍正时期钟表深入到了宫廷生活的诸多方面,无疑会促进中外钟表贸易的繁荣以及制钟技术的改进和创新。     

1900年清政府"对外宣战"说驳正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给内阁的＂上谕＂,其实只是慈禧对清王朝内部关于＂和战剿抚＂问题争论的决断和表态,属于内部性质的谕旨。有人把它解读为＂宣战诏书＂是讲不通的。因为它既没有对外公开颁布,也没有送达任何国家政府或使臣,而且其措辞写法也根本不像宣战诏书的样子。因此,所谓清政府对外宣战的说法不能成立。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外媒体、有关的外交往来函电、列强的反应以及国际公法的视角中,也都找不到清政府对外正式宣战的证据。     

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最深入的一个朝代,这无疑得益于清朝武力的强大,但也与统治者在云南推行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朝廷势力刚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就仿前朝在云南继续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稳定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后,为进一步深入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在云南广行教读以化其嚣凌,构建和保持少数民族对王朝的文化认同。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地云南的文化类型与内地更趋一致,稳定和巩固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出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中,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问题成为最大热门课题之一.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或曰与其他选官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     

浅谈龚自珍《明良论》中的吏治思想

龚自珍是清朝中期著名的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家,他在压抑沉闷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敏锐地觉察到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明良论》是龚自珍写的一组有代表性的政治论文,深刻地揭露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朝廷风气,以及吏治、用人方面的种种弊端,对于吏治许多方面提出了很多改革性的思想主张。     

系统论与清朝甲午惨败

系统论要求构成战争系统的各要素要紧密配合、协调运转 ,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甲午战争中清朝中央内部、陆海军各部队、官与兵、军与民之间相互摩擦 ,内耗严重 ,大大削弱了清朝的抵抗力量 ,违反了系统论的基本要求 ,最终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     

清代各阶层对孀居妇女采取的救济措施浅谈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朝廷正式提倡女性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并对妇女从一而终行为进行表彰,从而建立了特有的专门针对女性的旌表制度。清统治者夺取政权后,继承了旌表制度。为了更好地维护旌表制度,有清一代从朝廷到地方,到家族,甚至个人都采取了一些救济措施,以资助孀居妇女养活自己、抚养孩子、赡养老人,从而最终实现妇女对贞节的坚守,达到朝廷提倡的对从一而终道德目标的追求。这也是有清一代节妇数量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

晚清时期,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出现了不同的演进趋向。官绅试子会馆与全国整体的政治形势以及本籍官员的政治沉浮密切相关,科举变革以后,会馆政治化色彩趋浓,会馆管理日益被纳入晚清和民国政府的视野。工商会馆在完成了内部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城市公共建设中日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移民会馆则继续向待开发区域拓展。因此,晚清会馆的发展,并没有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景象,只是其功能发生了一些迁移。     

清代钦差大臣存在原因探析

钦差大臣是我国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适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特点的特殊官职 ,在当时的各种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钦差大臣派遣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清代专制集权统治下监察制度的不完善、清代吏治的腐败与高级官吏经济犯罪增加、清朝政府加强对地方管理等因素造成的。清朝经常派遣钦差大臣处理各类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