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经世思想的时代性嬗变——以清代的史学经世思潮为例

经世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学术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这种意识的内涵与表现方式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所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清代,这种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嬗变,在清初、乾嘉和清末,史学经世思潮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清初,朝代初建,学者们力主经世之风,因而在史学思想上侧重于反对明末空疏学风,提倡实学;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加之文字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经世思潮相对淡化,注重考证校勘;清末,社会动荡,内乱外患,西方思想传入,经世致用思想又以救亡图存的全新面貌活跃在史学研究中。     

论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的地位

无论是从古代史学发展历程来考察,还是从史著体例的完善与史学思想的演变来考察,晋代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史著体例的完善,史学思想的演变,为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唐代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 ,《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 ,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 ,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 ,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 ,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 ,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对此应该有所关注 ,有所探究     

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史学遗产与民族传统

史学遗产中蕴涵的民族传统包括鲜明的史学经世思想,深刻的民族凝聚意识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遗产可以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优良传统。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汉代史学经学化、御用化原因探析

史学经学化、御用化是汉代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儒学的独尊和兴盛,使史学日益经学化;二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加强,导致史学逐渐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三是经学与官方联合对史学的控制,使得史学最终走上经学化、御用化的轨道。     

略论现代化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西学东渐、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的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符合学科发展需要。本文从现代化的新视角讨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拓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历史思维与王夫之的史论

研究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应当从历史思维进行分析。王夫之的历史思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天人联系的整体思维;二是总结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三是思考未来的"知几"思维。王夫之的历史思维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新的高度,其史学思想对于科学、理性思考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哲学审视

“市民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及“世界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三个重要理论维度,分别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本体论基础、历史价值论基础和历史方法论基础;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准确地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向和谐世界的逻辑生成

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获得了新的形态。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向和谐世界的逻辑生成体现在：首先，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参与和开拓世界历史；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创造和谐世界的世界历史；第三，世界历史的未来将在和谐世界中赢得胜利。     

接受的复调－－关于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对巴赫金接受史的研究应该在西学新潮的背景下,将之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提出一种“复调的接受史”作为对巴赫金接受史的描述方法,主张在尊重线性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多元接受史观。并在对话性基础(需要/可能)、接受视野问题(知识背景/问题意识)、接受者问题(现实性接受者个体/想象性接受者群体)、接受者间的对话交流等问题上超越了现有的影响/接受研究。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陈梦家与汉简研究

陈梦家首次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简,即把简牍作为烽燧遗址的出土物,全面进行考察,《汉简缀述》是其代表作。此外,他对简牍形制学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简牍研究的内容,而且为简牍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树楠欧洲史著述探析

晚清时期,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关注西政和外国史地学的编纂,王树楠是比较早的专门编纂欧洲史学之人。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强调变易进化的观念,继承发扬传统史学中治史之鉴戒传统,积极向国人介绍古希腊和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推动了变法思潮的发展,并积极主动地从中西比较中寻求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