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僧侣佛理诗探析

中国文坛在东晋南朝时期,出现了僧侣的诗歌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僧侣诗作中,题材以佛理诗居多,主题重在宣扬佛教的义理,也有部分诗作赞扬佛德并藉咏物以抒情通理。     

"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     

六朝春禊诗初论

六朝的春禊诗，反映了六朝时期帝王贵族及文人士大夫的春禊活动。六朝春禊诗创作题材的范围虽然较窄小，但也体现了与时代相一致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在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六朝各阶段社会变化、哲学思潮、经济发展与文坛风气。就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而言，六朝各阶段的春禊诗创作也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与“文学自觉”时代相一致的趋向。六朝春禊诗是群体化、类型化的创作。群体化的创作促使文学创作以密集化、批量化的方式发展，这对六朝文学的繁荣兴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群体化创作无疑导致了创作的类型化，而应制之作更使类型化的创作走到了极端，这也正显示了群体化创作的消极作用。     

"以理杀人"新解

程朱理学既是一种学术思想,又是正统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戴震指责程朱理学信奉者"以理杀人",从学术思想批判的角度说,"以理杀人"揭示了程朱理学理欲观的弊端,指出了其"本质"压倒"存在"的禁欲主义倾向;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说,"以理杀人"削弱了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美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汉晋六朝皖地诗考述

皖地处于"吴头楚尾",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沿淮地区是皖地较早开发的区域,早在汉代就有淮南王文学集团,沿江区域则是六朝皖地诗的主要创作地.现可知汉晋六朝时期约有40余位诗人(包括无名氏)在皖地留下近90首诗歌.对汉晋六朝皖地诗歌的系统考述,可为该时期皖地文学、文学地理的研究提供基础.因皖地的特殊地理位置,该研究还有助于深入探讨六朝荆杨政治文化交流等问题.     

六朝之理与六朝美学——以张岱年论中国古代哲学之理的五个意谓为根据

以张岱年总结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理字的五个意谓即形式、秩序、规律、所以、至当为根据,主要站在理的至当、规律、所以、形式的意谓维度来审视以魏晋南朝为跨度的六朝的时代精神,进一步分析和阐释六朝呈现出的儒理崩坏、玄理洞见、佛理隆盛的特征及受其影响的六朝美学思想,即美在自然深情、美在玄心妙赏、美在形式.     

从"适趣闲文"到"理治之书"

曹雪芹与梁启超在百年之隔的两个时代在小说创作观上均有突破与创新。曹氏的“适趣”说与梁氏的“政治”说是他们对创作理论的突破 ,而“适趣闲文”与“理治之书”是他们创作实践中创新的结果。两者对比鲜明 ,表现出盛世文学与乱世文学各自的时代特色。     

六朝送别诗考述——以建康诗为中心

汉晋诗歌中的送别内容还有些是依附于赠答等诗歌体裁。六朝时期,诗歌中对送别的抒写已不再依附于赠答等题材,而成为真正独立的诗歌门类,以五言新体为主要体裁。建康作为都城是文士集中地,迎来送往频繁,故此地送别诗最为兴盛,对建康送别诗的详细考述可大体了解六朝送别诗的特征。六朝送别诗中送者所作远多于别者,送别诗中往往关合离别地、目的地以及送别双方,这些规律和特点亦为唐代送别诗所继承。对六朝送别诗的探究亦为六朝诗歌、唐代送别诗以及六朝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井衍沃”中“井”探析

楚国农业生产方式是楚国农业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术界对其的认识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文章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对＂井衍沃＂中＂井＂的涵义进行考释,研究表明＂井衍沃＂中＂井＂与凿井灌溉没有必然关系,不是楚国农业生产方式——井灌的有力证据。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