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 东南亚沿线国家投资的劳工风险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但近年来,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劳动用工过程中面临的劳动纠纷逐渐增多,不仅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也不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投资形象.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劳动法律法规、劳工标准和文化风俗等要素视角,探寻影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劳工风险来源,分析中资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主要劳工风险,并根据各类风险的来源、性质,按照投资前的准备阶段和投资后的经营管理阶段,分别从企业层面、政府层面提出劳工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可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中资企业莫桑比克电力投资风险分析

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对外能源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受到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投资风险也较为突出。以中国企业对莫桑比克的电力行业投资为例,莫桑比克电力行业仍有巨大市场空间,但其拥有特殊的行业准入和监管政策。中资企业在莫桑比克面临的风险较多,主要表现为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征地和环评风险等。因此,中资公司可通过构建全面的投资保险体系、寻求政府支持、加强风险预测分析等措施来分散和化解投资风险。     

双循环背景下东道国国家风险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

企业海外并购作为双循环战略中外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为国际循环积极布局,扩大海外市场,也可以为国内循环引进先进技术、保障原材料供给.文章运用事件研究法,用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和会计指标法,结合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IWEP)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海外并购的短期和长期绩效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综合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均呈负面影响,其中政治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良好的对华关系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能产生正面作用,其中对华关系次好的国家(地区)对我国企业并购后的超常收益率影响最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其海外子公司进行并购能降低东道国国家风险的影响,增加并购成功率;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在并购过程中能缓解企业与标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能提高并购成功率,并扩大并购规模.由此提出建立国家风险识别、预警和管控机制,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机制,构建经济共同体等对策建议.     

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品牌资产的影响——企业声誉与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

采用消费者感知视角,设计检验慈善捐赠行为影响企业品牌资产的实验,并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品牌资产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的路径.实证检验表明:(1)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品牌资产中的感知质量和品牌形象有显著性影响,但对企业品牌资产中的品牌忠诚没有显著性影响;(2)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证实,慈善捐赠行为直接影响品牌感知质量和品牌形象的同时,还通过企业声誉和风险感知影响品牌感知质量和品牌形象,从而证实企业声誉和风险感知是慈善捐赠行为影响企业品牌资产的中介变量.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进入权理论视角的创新型企业共同治理研究

创新型企业治理关键在于对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激励与品牌声誉资源的维护.以进入权理论为基础构建创新型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通过剩余收益权分享、剩余控制权配置、风险共担、分工与授权等几个方面实现公平与效率.合作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共同治理机制可实现企业内资源配置的均衡与稳定,能够对研发人员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有效激励,对品牌声誉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维护有助于保持企业的资源完整性.     

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风险及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环境敏感性行业,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风险。东道国的环境规制风险、企业行为风险、争讼风险构成中企"一带一路"投资所面临生态环境风险的主要类型。东道国环境立法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海外投资企业环保责任意识淡薄、我国作为投资者母国监管乏力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针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存在的问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签订国际条约时应当重新审视环境条款的纳入方式,防止"一般例外"条款被东道国滥用。我国有必要针对海外投资生态环境风险专项立法,专项立法应涵盖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环保合规管理、激励机制、"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内容。扩大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增加环境污染责任险,充分发挥海外投资保险分散投资者环境事故风险的作用。以便利性、成本和多重利益为考量,形成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国际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2008—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及区域状况,探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如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选取105个样本国家,提出基本假设并构建模型,采用合适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东道国市场规模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关系。分析实证结果与假设相悖的三方面原因,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研究

随着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大幅增长。深入研究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分布及其成因,是稳妥推进"海上丝路"建设的关键。通过选取"海上丝路"沿线具有代表性的23个国家2008—2016年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量区位分布不均衡、投资强度与风险评级不匹配,并分析由此形成的风险及其成因。为降低中国对"海上丝路"的投资风险,要全面认识东道国的投资风险,积极开拓投资新领域,以提高对外投资的回报和效率,提升对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风险与防范

“一带一路”倡议持续走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爆发性增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与环境资源保护密切相关,环境风险必然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与此同时,东道国基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利益权衡,将会对外来投资企业设立一系列的环境门槛。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将在环境质量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污染责任、环境税款征缴、环境纠纷化解和环境修复补偿等方面遭遇巨大的环境风险。为践行生态经济的对外投资理念,中国企业应通过严格执行环境质量标准、改进环境影响评价机制、拟定危险物管理计划、选择高效投融资模式、营造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架构和组构环境修复联动机制等方式积极主动化解环境风险,实现绿色投资。     

公司治理模式演进趋势国际比较研究

全球公司治理模式何去何从,趋同化还是多样化,是近年比较公司治理学争论的核心。为此,在梳理公司治理模式演进趋势不同学派观点的基础上,对英美模式国家与内陆模式国家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企业股权结构、董事会系统三大方面以全球化视野进行比较,归结出公司治理模式演进趋势应为同中有异,即在相互影响的前提下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对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意义。     

基于ICRG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方法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获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国家风险。探索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的评价方法,建立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体系,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3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通过专家打分融入国内专家对时局的判断后,利用层次分析思想确定一、二级指标权重。利用ICRG 2014年1月的原始数据计算出140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得分,由此得出对于中国企业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亚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水平参差不齐,欧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最低,非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最高,美洲国家和地区风险整体水平较稳定; 风险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占6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33;。最后,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给出了建议。     

“弱嵌入性”人性预设与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社会科学的学科分野,与其说是关注的领域不同,不如说是各学科对人性的不同预设从而导致的方法论与理论模式的差异。新经济社会学在批判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人性预设和社会学"社会化过度"的人性预设的基础上,确立了"弱嵌入性"的人性预设,并以此为其逻辑基点,建构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命题:经济行动是受社会所限定的,它嵌入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经济组织(如企业和市场)的结构是由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共同决定的;经济制度的建构不仅有其经济效率逻辑,也有其社会合法性基础。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合规风险控制策略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时因为不符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遭受的被东道国行政、司法机关处罚,而产生信誉降低和经济损失等巨大合规风险,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分析并提出了控制合规风险的策略。研究认为,企业应根据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则,建立相应的监控、评估制度,建立行为性合规监控制度和结构性合规监控制度,确保经营活动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防患于未然;企业应重视东道国的法律,尊重其程序,建立面对同一行业竞争对手的横向实时监控和针对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实时监控机制,组建了解东道国法律法规以及诉讼程序的诉讼团队,利用向行政主管机关申诉或投诉、向司法机关起诉等主动出击方式有效地保护自我的合法权益;当企业不可避免地面对危机或矛盾时,应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在矛盾尚未公开化的初期积极解决,在矛盾公开化之后积极配合调查,并积极参与诉讼争取权益最大化,当面对竞争对手的打击或举报时,主动与主管机关沟通并积极回复,争取获得集体或单独豁免。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风险分析

我国的企业发展迅速,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涉及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大多又是由于社会责任缺失所造成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对国家、公众、社会均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伤害,同时也给企业的自身发展埋下了隐患,无形中增加了不必要的风险。现阶段,我国企业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社会责任缺失所造成的风险,这些风险的产生将给企业长远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削弱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角度出发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带来的风险,同时提出化减风险的对策。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主体、类型与效果

企业环境行为的治理是指来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管理、控制或约束企业的环境影响行为,以实现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道德责任。通过对治理系统中各行动主体的分析,将治理分为七种基本类型,其中三种分别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的单方治理,四种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两者结合或三者结合所形成的共同治理。根据政府治理的强制性程度、企业治理的行动主体、社会治理的行为目标,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些子类型。某一特定的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治理类型及其子类型,进而影响到治理效果;各种治理类型之间可以有意组合,形成治理合力;政府可以通过“元治理”对各种治理类型进行统筹安排,以发挥更好的治理效果。     

大债权人银行参与公司治理方式的现实选择

建设和谐社会使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日益加强,随着越来越多对"股东至上"理论的质疑,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公司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大债权人的银行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必须要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银行有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和能力等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不能发挥治理效应以及介入公司治理的障碍,结合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介入监事会是目前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最佳现实选择.     

中国在阿联酋的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为促进中国对阿联酋投资、共建“一带一路”和推进中阿友好关系的持续加强，详细分析中国与阿联酋在投资领域的发展现状，从中阿两国产业合作的角度，发掘中阿未来可能存在的投资合作机会，并探析中国企业在阿联酋投资中存在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安全风险。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阿联酋的能源产业、通讯产业、服装纺织产业、汽车产业、建材产业等领域存在较大投资机会，应该紧跟阿联酋国家发展战略，增加对非油气产业的投资合作，积极进行品牌营销，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同时注重团结协作。在投资风险方面，阿联酋政权稳固，社会稳定，政治风险较低；但在经济风险方面，阿联酋经济外向特征明显，对外依赖性强，易受外来风险影响；且阿联酋国内安全风险较低，面临巨大的地区安全压力和恐怖主义威胁，这些风险需要中国企业重视。     

中国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逻辑与理路——基于嵌入性视角的分析

特定的职业教育形态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系之中的,这种“双重嵌入”决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是职业教育社会化的过程。当前中国职业教育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方式、产业体系形态等外部环境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职业教育存在吸引力不足、适应性不强等现实问题。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应遵循社会嵌入、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技术嵌入的建设逻辑,从社会嵌入上应满足社会对高质量职业教育供给需求,从政治嵌入上应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市场嵌入上应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协调运行机制,从技术嵌入上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社会企业在全球兴起的理论解释及比较分析

社会企业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社会企业的兴起是一种全球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企业兴起的理论解释包括政府和市场失灵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社会起源理论。社会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兴起有着不同的主导因素,包括公民社会、商业创新、社会问题、政府推动和治理失败。我国社会企业的兴起受到非营利组织资金压力、政府政策扶持、商业精英进入社会创业领域、外国经验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