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本文对法的形式正义以及与之对应的实质正义作了分析,认为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式正义：其一,与社会正义相对应的制度正义;其二,与具体正义相对应的抽象正义;其三,与实体正义相对应的程序正义。并认为三种形态的形式正义都与法治密切相关。文章分析了法的形式正义的标准和局限性,分析了法治对形式正义的局限性之包容态度。最后认为,推行法治首先就是倡导形式正义;为了推行法治,实质正义在两种情况下是可以舍弃的。     

再论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由刘涌案和辛普森案引发的思考

刘涌案和辛普森案都轰动一时,都引发了社会对正义的激烈讨论,两案不同的判决体现了中外对于正义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种取向的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对于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成本高低的不同判断。法治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不能"重结果、轻程序",程序正义有其不可或缺的法律地位。     

罗尔斯程序正义思想研究——以《正义论》为中心

程序正义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三种不同类型,以程序正义、尤其是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正义原则证成与实现的基础,使程序正义取得决定实体正义的优先地位。但在后正义论时期,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发生了"去程序化"转向,从单纯重视程序正义转向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     

善对程序正义的校正——基于罗尔斯的视角

善对程序正义的功能理论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尔斯将其分为完善程序正义、不完善程序正义及纯粹程序正义。善与实质正义具有一致性,善对程序正义具有批评和校正功能。     

程序正义视角下网络民意参与司法的现实制约

网络民意有序参与司法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重要内容。程序正义是公正、权威司法的前提和基础,是任何参与司法的外部力量必须遵循的一道底线,由此成为网络民意参与司法的基本限度和现实制约。程序正义、程序理性及其正当程序机制,为网络民意非理性因素提供过滤机制,为网络民意实体正义倾向和实质推理进路提供平衡机制,从而促成并推进网络民意对司法的有序和有效的参与。     

论法律正义在经济责任制中的作用

构建经济责任制须以法律正义作为其价值目标,法律正义是检验经济责任制的价值标准,也是是经济责任制逐步完美的促进力量。形式正义是和法律普遍性相联系的,它要求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形式正义导致了对普遍性法律的依赖。然而形式正义的法律思维方式忽略了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实质正义应运而生,要求立法者与社会赋予执法者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既可以根据普通性规范解决问题,同时也要求以实质正义为指导对特殊经济责任制以特殊处理。     

柏拉图正义观与马克思正义观比较

将柏拉图正义观与马克思正义观进行比较,以期更好地了解正义的理论起点、正义的实质以及实现途径,从而较为准确地分析和解决当前社会中的正义问题。     

论司法公正理念之漂移--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比较分析

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方面。实体正义以遵循程序正义为前提,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常规手段。实体正义本身含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程序正义同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实现具有保障作用。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碰撞下,应倾向程序正义。     

博弈规则:社会正义的制度之维

围绕正义问题,纯粹程序社会正义与实质社会正义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从博弈规则的社会正义的制度维度来追问何为社会正义和如何维系社会正义,如果博弈规则是自我实施的,那么在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中考察社会正义就能很好地把实质社会正义与程序社会正义勾连起来。因为博弈规则是制度演进和人为制度创新相结合的产物,博弈规则的形成过程也是运用人的实践理性能力来发现康德式道德“绝对命令”的过程。从而,每个人参与制定博弈规则的过程就是追求社会正义和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     

善与正义的现身

在追求善的生活过程中,为了避免直接民主引发的＂多数暴政＂和僭主政治对直接民主的恶意利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炼出了善与正义之关系的理论。柏拉图侧重于通过正义的哲学王或法律使善的理念现身,亚里士多德侧重于通过具体的公正谱系使正义现身。善与正义的关系本无优先性之分,但由于罗尔斯重述＂正义优先于善＂的论断,在反驳罗尔斯论断的过程中,社群主义重述＂善优先于正义＂的论断,使得善与正义的优先性之争成为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论的焦点。     

语境中的“正义”——论柏拉图正义观的基本特征

柏拉图的正义观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邦本位，即柏拉图的“正义”始终是围绕是否有利于城邦的存在和实现城邦的“善”而展开的；二是贵族立场，柏拉图认为只有少数哲学家统治城邦，才能实现城邦的善；三是唯心主义。柏拉图正义观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了他的正义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失败的命运。     

关于正义问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之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留下论述正义问题的专门著作,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正义观,也不意味着正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属于边缘性问题,更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正义观的批判中得出马克思主义是拒斥正义问题的结论。正义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说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存在着是否正义的问题,正义并不仅存在于社会的分配领域。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与阐释通常是多元并存与相互竞争的,不存着一个普遍同意与普遍有效的正义观念,任何正义观念都不是“永恒的真理”。但多元并存与竞争的正义观中也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有那种符合历史现实性与必然性的正义观才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多维运思中的公平正义

当前,惟有构建恰如其分的特色正义,从理论上为"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提供坚强的支持,才能保障"我国改革根本目的"的顺利实施。针对现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正义理论,如要合理有效地运思公平正义,就必须做到博采众长,审慎地处置好理想与现实、共时与时代、德性与制度、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在弘扬正义的理想价值中提升实际正义,在遵循正义的普遍共时性中彰显时代特质,在汲取传统德性正义时强化制度刚性特质,在继承整体关怀的框架内凸显个体合法权益,为我国正义理论建设提供一种参考性的认知。     

“司法公正与性别平等——性别与法律研究网络2013年年会”综述

性别与法律研究网络2013年年会以“司法公正与性别平等”为主题。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对司法人员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使司法人员树立社会性别平等理念,依法进行公正审判,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与性别平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关注受虐妇女案件的公正处理,矫正对两性平等问题的错误认知。为推进防治家庭暴力工作,应当加快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功利的正义与公平的正义比论

罗尔斯的正义现在当今依然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热点.与之相比功利的正义近年来一直受到冷遇.二者截然相反的处境是由它们的理论自身所造成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以功利原理为基础,功利为正义之实,正义为功利之名,这一点在边沁和穆勒那里有充分的表现.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公平的正义,它的原初契约——正义两原则,确保了公民的自由、平等,照顾到弱小的利益,充分尊重人性,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具有优先性.     

政治权力与正义之结构性思考

政治权力系属一项复杂且令人迷惘的概念,原因在于动机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因之,如何思考权力与正义理论之间的结构性问题,诚属重要。正义理论系属规范性的理论,它要对政治社会制度和个人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和衡量的标准。当代西方哲学家对正义理论的思考,往往系以分配正义为核心。探究政治权力与正义之结构问题,除了考虑分配正义之外,还应从程序正义与法律正义等面向解析。     

西蒙·奥提斯的《反击》：环境正义、变革的生态批评及中间地带

“自然”、“地方”和“正义”等概念是正在勃兴的社会和环境正义运动的基石.与倡导“荒野伦理”的美国主流环保主义者相比,美国印第安裔诗人西蒙·奥提斯更关注位于自然与文化的中间地带的园地,并倡导一种“园地伦理”,展现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自然观.在此基础上,当代生态批评学者对“中间地带”的探讨将有助于人们思考在特定的地方生态、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从而推动社会与环境正义运动的进程.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     

毛泽东治国思想的公正诉求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公平正义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其集中体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经济建设理论、文化教育理论及其外交理论等治国思想中,当今我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源于对毛泽东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提出是对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具体化;“避免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理念是对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教育大众化”理念是对毛泽东教育公平思想的进一步落实;“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建构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因此,重新审视毛泽东治国理念的公正诉求,对于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对于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极为重大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