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的实证分析——基于苏州、无锡、常州的调查

廉租房在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民工却因为身份等问题而无法享受这一惠民政策。根据在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三市进行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所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方法分析了月收入、现有住房的月租金、人均住房面积、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因素在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度上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工对于廉租房具有很高的需求度;现有住房的月租金对需求度的影响最大,人均住房面积、年龄这两个因素与需求度关系较强,而月收入、受教育程度与需求度关系不明显;在对廉租房的具体要求上,农民工对日常生活的相关配套设施最关注。     

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研究——基于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

本文利用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半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未来5～10年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值为8.35万元,相对于目前年工资收入期望增长1.31倍,在户籍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群组差异.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目前年工资收入、职业层级、就业企业性质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性别、婚姻状况和就业企业性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职业层级和家庭人口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目前年工资收入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北京、天津和武汉3地357份问卷调查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有待提高;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外出打工人数、收入水平、打工居住条件、对居住条件现状满意度和房价预期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购房意愿。     

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随机调查学生样本数据,选取一般多元Logit模型对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子女进城方式和进城上学目的,农民工子女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月收入、就业地区和职业,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教育条件、城里学校老师重视程度等,成为影响农民工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农民工文化水平,改善农民工职业流动,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爱和重视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影响不显著。个体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     

异质性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满意度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加明显。如何改善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更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是目前政府或企业等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华东地区三省(安徽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八个县(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的满意度的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前阶段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基本持满意态度;各项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家庭人口和家庭年收入)等是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且各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次序性。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老龄化视角下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FS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到来,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商业保险作为其中的支柱力量,需要受到足够重视。分别运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从家庭基本特征、经济特征以及外部环境3个因素出发,对城乡家庭商业保险持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健康状况、年收入及房屋租住6大因素对各类家庭均具有显著影响;从城乡样本来看,城镇家庭更易受到婚姻、负债及风险偏好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村家庭更易受到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     

武汉市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调查

对武汉市980名城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打工年限、教育状况、和配偶相聚频率等不是影响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而养育孩子数量、工作收入、是否购买各种保险、是否能及时拿到工资以及城市环境等因素,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     

城镇家庭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基于Logit模型和6城市“五普”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我国6大城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用Logit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城镇家庭住房状况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行业、职业、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登记状况、迁移和家庭总人口数对住房状况有显著影响,城市变量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影响不显著.说明中国城镇家庭住房状况受到了制度变迁、地区差异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户口和婚姻状况对住房状况的影响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心理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提升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和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文章基于2427份农民工微观调查数据,构建系统全面的指标,利用因子分析、OLS回归、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心理健康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消极负面的心理状态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不同的分位点,心理健康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有较大差异。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父母随迁状况、家庭中在外一起务工人数等控制变量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产生显著影响。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当关注、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采取保障措施、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针对不同融入度的农民工,差异化制定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措施,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和南宁市的实地调查

以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采用二元Logit回归方法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工选择参加何种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年龄、平均每年工作时间、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和家里是否有人参保4个因素对农民工是否参保产生显著影响;而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儿子数、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以及对制度的满意度这些因素对农民工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的种类影响显著。     

因灾致残者的社会帮扶满意度研究——以5.12汶川地震为例

以汶川地震为例,调查了解因灾致残者对所接受社会帮扶满意度的一般状况,并分析不同人口特征者在该满意度上的差异性及影响力.通过实证调查首先发现：当前因灾致残者对社会帮扶的满意度较高,尤其体现在基本生活帮扶与医疗康复帮扶方面;其次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康复状况、工作状态、婚姻状况者对社会帮扶的满意度有较为显著的差异;进而分析发现,完全康复、基本康复、小学教育、初中教育、病退者对该满意度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社会帮扶重点应有所转变,从重视生存需求转变为生存与发展需求并重.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个体基本特质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诉求与行为差异。用分类比较法和排序法,从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来源地区等四个维度分析、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和离职动因。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婚姻状况、工作环境,来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提高工资标准、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改善用工环境、消除家庭城乡迁移的外部阻滞因素、提升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就业能力。     

低生育水平下重庆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透视

利用调查数据,对重庆市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进行构成分析,并从城乡、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育状况等方面对其生育意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54个,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偏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较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