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混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评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乡村江湖》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的描述,揭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基础及地方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混混借助国家转型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渗透到基层治理中,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精英,开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分享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国家资源输入未取得预期政治效果,相反却使得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降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浅谈20世纪初我国近代教育转型

在传统社会,我国乡村地区一直存在一个与封建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由乡村士绅、私塾或族学、宗族文化以及民间娱乐等要素构成的、相对质朴而又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但是,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这种传统的乡村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了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士绅精英的离乡进城使乡村社会失去了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主体,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旧学难除,新学难布"的两难局面,传统社会凝聚人心的宗族文化遭到乡民的漠视,乡村社会日常娱乐活动的减少使乡民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     

从强干预到弱干预：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型政府行为转型研究——基于L镇产业发展过程的案例分析

沿着发展型国家的研究脉络,以L镇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地方发展型政府行为演变的逻辑和机制。针对已有研究将地方发展型政府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不足,进而提出发展型政府行为的结构性解释视角。研究发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前,政府积极介入产业发展,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形成紧密关联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发展行为嵌入乡村社会之中。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解体、宏观政策制度环境的变化、乡村基层组织体系的松散化,这一系列结构性要素共同促成了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和行为转型。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实施以农业企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发展政策,将小农置于边缘化地位,不利于建立分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体系。如何为广大分散小农户提供更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使产业发展政策重新嵌入基层社会,是未来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政策改进的方向。     

新官绅及乡镇权力结构——以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为中心

近代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与传统社会大不相同,突出表现为现代社会中新阶层的出现以及现代国家政权的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控制乡村社会的精英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随着国家行政体系的延伸而形成的新阶层。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张铁民作为抗战以后的一名新官绅,利用自身的亲属关系网络和国民党员的政治身份,确立了在乡镇中的权威地位。国民党县党部通过非组织形式控制乡镇新官绅,插手乡镇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乡村社会的领导权。基层组织的薄弱特征决定了国民党在控制乡村社会的同时,无法利用行政手段从根本上削弱地方权威的影响和地位。在战争的动荡中,国民党未能为新官绅提供足够的利益保障,新官绅与乡村社会同时走向国民政府的反面。     

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清代河南黄河水患中的民间自救

清代河南黄河水患频繁发生,以地方士绅为主导之民间自救通过多种方式蓬勃开展,究其原因,主要与地方士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政府的劝谕褒奖及黄河水患时的社会形势相关。其特点表现为地方士绅之桥梁作用、乡里亲族为主之救济范围。民间自救虽仅为政府救灾之补充,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黄河水患来临时灾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成为清代河南地方绅权日增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乡绅"、"绅士"、"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已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中外学者由于受到研究时段、研究视角和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影响,各自赋予"乡绅"、"绅士"、"士绅"不同的内涵,但总的说来,"士绅"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学术界所采纳。     

“矿脉”与“龙脉”之争——清代关于端砚开采的“风水”论说

产于广东肇庆地区的端砚为我国四大名砚之一,在唐代时始闻名于世。此后历代都将端砚作为贡品进行开采。清代以后,随着民间社会风水意识的深耕化,关于端砚的开采,出现了所谓"矿脉"与"龙脉"之争。其中的纷争既有合理的部分,保护了农业与生态环境;也有出于维护私人利益、控制地方资源而展开的"风水"争斗。士绅、乡族团体与政府的对抗,并最终获取胜利也直接反映了晚清以后绅权的膨胀,及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扩大。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     

士绅与巴渠民俗婚礼文化的传承

巴渠民俗婚礼文化是发源于四川巴中县和渠县一带的传统民俗婚礼文化,这一传统婚礼文化从西周延续至今,巴渠乡村文化精英——士绅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扩大自己的社会声望,巩固自己在乡村的社会地位,巴渠士绅利用良好的教育、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等文化资源,主动肩负起传承巴渠民俗婚礼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职责,维护了巴渠乡村的文化秩序,促进了巴渠民俗婚礼文化在传承中延续和发展。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浅论儒家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们称之为传统社会的秦朝到清朝这段历史中,中国和中世纪的西欧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上有着明显不同:中国在朝的士人阶层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他们在封建王朝广阔的国土上流动着,维持着中国大一统的帝王宗法专制;而在野的士绅们则在乡村治理中,与宗族力量、政府力量一道维持着封建的乡村秩序,弥补国家权力在基层的缺失和不足。儒家士人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诸神·众生·国家: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形成机制研究——以中原地区F县“烟雾山”为例

通过对"烟雾山"供奉各路神仙庙宇以及庙会期间当地参会民众行为的考察,认为这种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现象,折射出了乡村社会的观念与诉求,进而通过对地方政府对庙会文化活动的主导以及国家与民间社会对庙会文化双重解读的探究、通过对地方庙会活动中积极分子的访谈,揭示出在目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具体地域民间信仰聚集地的生成路径:以"传说"为文化基础,以"积极分子"及其活动为动力,其最终形成乃是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多元诉求之下的"共谋"达成。     

多元利益博弈中的征地困境探析——以H省X市Z湖新城征地过程为例

基于多元利益博弈模型和多元利益调和模型,企业、地方政府与农民在Z湖新城项目征地拆迁中,围绕不同利益诉求展开博弈,形成一个多元利益博弈格局,农民的利益抗争成为博弈胶着点,呈现为多重现实不满。企业、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多元博弈路径与策略选择并未实现利益调和目的,反而使冲突加剧,多元利益博弈进入"调和-冲突"循环,陷入"智猪困境"。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适当让渡为前提,以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为核心的"帕累托改进"对策,是打破僵局、突破困境,实现"纳什均衡"的关键。     

从“千里长堤”兴修看清代社会权力的转移

"千里长堤"是清代在河北平原中部兴修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始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主体形成于乾隆年间,并持续修缮讫于清末,至民国年间逐渐解体。在长堤修筑过程中,既有朝廷发帑修筑的官堤,也有劝用民力兴建的民埝,"千里长堤"的修筑方式既有"民堤官修",也有"官堤民修"。清代初期,朝廷借助发帑等方式积极介入地方社会事务。一旦长堤修筑完毕,维护成为常态后,国家将维护修缮权力交由地方政府,最终由地方士绅总领其事,民间乡绅遂由公共事务权力的执行者变为执掌者,伴随着权力上升的是清末民初浩大的地方自治运动。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市场经济、利益集团与地方政府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出了自主性的利益主体,也为利益主体公平参与利益博弈、自主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最重要的宏观条件和制度背景。为了以群体力量维护或实现自身利益,单个利益主体往往有意识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利益集团以各种方式向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对地方政府的自主能力、整合能力和调控能力等提出了全新挑战。为理性应对利益集团的出现及其影响,中国政府要关注并通过制度措施来规范利益集团行为,同时要提高地方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和整合能力,防止软政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