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论析——以汶川大地震为研究背景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是现代政府综合实力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融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各级人民政权是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应对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表现出卓越的应急能力,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政府危机治理的效能.但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把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作为政府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基本目标之一.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逻辑与机制

区域公共治理建立在重叠共识与公共空间基础之上,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公共危机的发生都可能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从而导致区域内各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加强.在当代中国,区域公共危机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频发的公共危机让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显然无法通过危机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毋庸置疑,特别是对采取政府主导性发展战略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而言,其功能性地位更为凸显。然而,现行的基于常态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制约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甚至形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或失灵的路径依赖。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传统人治理念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进退失据;基于现行官僚体制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局面;基于垄断式管理模式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力不从心。鉴于此,更新危机管理理念,重塑官僚体制,引入协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化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基本路径。     

论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模式

突发性公共危机是对社会整体综合应对能力的考验,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来处理的模式难以做到危机应对的高效、快捷、灵活。我们应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完成公共危机管理由政府独治模式向多主体网络治理模式的转变,并在各主体高度契合的环境下实现这一网络模式的良好运行。而这一模式的实现,政府应转变危机管理理念,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危机管理创造条件;NGO应培养自身的独立性,提高危机参与能力;企业则应强化危机管理责任,培养主动参与危机的意识;社会大众,应该提高自身的危机防范意识和危机自救与互救的能力。同时,各主体要做到良好契合、合作协调、责任明确、程序规范。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刍论

首先对“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这一学术概念进行分析 ,指出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传统上的分野。在此基础上 ,着重考察了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的产生及其危机 ,批判了理性崇拜、“三权分立”学说的权力概念的缺陷 ,及其对效率、民主等的损害 ,论证了新公共管理兴起的必然性     

对基于政策网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困境的思考

社区治理存在着治理理论所揭示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引发治理失灵现象,其问题的结症在于政府在社区的治理过程中能力的有限性,忽视了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社区不能充分积聚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新的社区治理能力,难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解决社区治理危机,以政策网络为途径,充分发掘和重视政府之外的诸多社会主体资源和力量,克服社区科层治理的弊端,以适应复杂多变、多元差异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的社区多元化的主体需求,满足通过多元的努力解决公共问题,实现社区公共事务有效管理的目标预期。     

公共危机治理的市场逻辑——以黄浦江水污染事件为例

依照公共危机演化过程的经济属性,公共危机可分为经济性公共危机和非经济性公共危机。经济性公共危机本身是由人的行为选择引发的,是利益驱动的结果,而市场、政府两大主体在危机治理中的行为逻辑的不一致是这类公共危机治理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性公共危机治理应该遵照市场逻辑解决利益冲突,政府公共政策需尊重治理对象的利益诉求,才能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治理效果。     

“新公共管理”的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措施导致其面临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危机的背后暗含着管理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冲突 ;同时也反映了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两个学科自身面临着的危机。由于各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使危机暂时仍处于可控的范围 ,但是它已给世界性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     

基于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复合治理结构考察

复合治理是新区域主义框架下基于区域治理主线破解现实区域经济问题的流行思路,调强通过政府职能转移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事权获得和执行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基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职能转移的分析表明:由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协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治理结构可以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数量和社会主体的福利,公开招投标是复合治理框架下政府职能转移最有效的方式;复合治理结构的建构,需要建立科学、公平的谈判机制和福利分配机制,政府要加强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监督和考核,公民社会组织要加大信仰建设力度,还应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信息缺位和失语原因探析

在公共危机发生时,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对于政府消弭危机的负面影响至为重要,而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权威信息源对于危机治理则是关键.现实中,地方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信息缺位与失语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信息的及时传递对于公共危机的处理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仅关系到社会心理的稳定,而且直接与危机的决策处理有莫大的关系.保证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是控制公共危机影响,解决公共危机的重要的前提.     

全能行政之学理分析与改革

全能行政是传统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它无所不管,无所不能,包办一切.全能行政在价值预设方面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因此,应进行管理理念的再创,抛弃无限理性的预设,坚持有限理性的观念;扬弃公共管理人员无私的断定,承认政府官员也具有自利的特性;抛弃民众依赖精英的观点,尊重民众在公共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应变全能行政的管理模式为有限政府的管理模式,明确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的边界,强化公共行政管理过程的透明度,谨慎界定和断言市场失灵现象.     

转型期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缺失与再造

我国所处的转型期既是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机遇期,也是各种危机和社会冲突集中的凸现期.危机事件越来越多,时刻在拷问着我国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危机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缺乏应对危机的社会机制.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我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能力缺失,再造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视阈下的政府间关系

在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仍然是其中对资源和权力进行权威配置的核心主体.从战略高度调整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间关系的核心与前提则在于重构以政府为核心、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分配机制.实行平战结合、统分结合的权力分配体制,形成常态管理和危机预警、恢复阶段彼此间共享权力、分担风险与战时集中决策、统一指挥并存的权力分配格局.     

论珠江三角洲区域公共管理主体关系协调

区域公共管理归根到底是要有效解决多元主体之间在区域性公共问题上的协作共治.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协调好各区域公共管理主体间的关系.因此,在区域公共管理的视野中,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的关键是要协调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多中心的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