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犯罪

乞讨现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一些人以暴力、胁迫的手段组织残疾人、儿童进行乞讨,刑法修正案(六)对此新增设了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关于此罪的犯罪构成方面的法律特征已有诸多学者论及,但很少有学者从伦理角度对该罪进行深入分析.从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道德伦理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使人们更深层次地了解和认识该罪.     

“乞讨权”的理想归宿

关于乞讨权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无一致的意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乞讨权法律属性的困惑以及乞讨行为政府规制有效性的质疑。通过分析,发现乞讨权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或宪法权利,政府在有更高价值秩序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利用完善制度、分类管理等措施,解决乞讨权保障和限制之间的价值冲突,寻找乞讨权在现代社会视野下的理想归宿。     

"乞讨权"的理想归宿

关于“乞讨权”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无一致的意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乞讨权”法律属性的困惑以及乞讨行为政府规制有效性的质疑。通过分析，发现“乞讨权”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或宪法权利，政府在有更高价值秩序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利用完善制度、分类管理等措施，解决“乞讨权”保障和限制之间的价值冲突，寻找“乞讨权”在现代社会视野下的理想归宿。     

中国城市乞讨现象的治理之道探析

从城市乞讨现象的发展趋势说起,进而叙述它给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危害和影响,最后从非营利组织这个视角入手,阐述了对于城市乞讨问题的治理之道,其中借鉴了美国纽约无家可归者救助体系的民营化的有益做法。     

流浪乞讨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基于发展性社会福利理论的视角

随着物质生活的快速发展与丰富，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推进，“小公主”与“小王子”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从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感受到很多的儿童过着无人能及的幸福生活。但是反观另一方面，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的流浪乞讨儿童也在大规模的形成，这不仅影响了流浪乞讨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发展，也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的实现。关注流浪乞讨儿童，为其构建完善的关爱系统是相关工作机构的工作之重，同时也是社会各界人士的殷切期望。     

农村聋哑人进城乞讨现象及其社会救助路径探析——基于合肥市的调查研究

由于保障机制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农村聋哑人为满足生活需求只得进城乞讨.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聋哑人城市乞讨存在多重困境.对合肥市农村聋哑人城市乞讨现象的深入调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农村聋哑人进城乞讨的影响因素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但通过加强家庭保障与政府保障、自我发展与文化关心、社会工作组织与政府救助机构的互动,能够富于成效地帮助农村聋哑人在多元主体互动与社会资源整合的基础上,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出路.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主观方面探究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存在两种间接故意的罪过形式:当行为人对被组织者是残疾人或者儿童的事实并无明确认识时,属于间接故意;当行为人明知被组织者是残疾人或者儿童,行为人没有希望而只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也属于间接故意.除直接敌意之外,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还存在间接故意的罪过形式.另外,作为一种间接故意犯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人存在非法牟利的目的.     

“乞讨”的性质定位及救助管理模式创新

关于“乞讨”行为的性质定位,学界主要有自由说和人权说。通过对这两种主流观点的缺失之深度分析,不难发现,乞讨的实质即生存权受到威胁时的一种自力救济,可以将其定位为“穷人的一项专有权利”。因此,在尊重公共安全和其他公民合法权益之前提下,应该对乞讨范围和方式作出相应规制,最终达到社会秩序与乞讨者合理利益之间的平衡。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乞讨问题及对其限制

中世纪晚期英国一直为乞讨问题所困扰，此时乞讨问题的出现是多种社会因素的结果。虽然中世纪基督教会主张对所有的贫困者予以救济，但中世纪晚期英国仍出现对乞丐限制的普遍呼声和行动。政府、教会和社会精英都提出了一些限制乞讨的措施，主张对乞丐救济区别对待。中世纪晚期英国对乞讨的限制有助于鼓励人们积极的生活，这孕育着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因素。     

“乞讨权”宪法迷思的破解

乞讨权并非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类型化的权利,却可以被宪法意义上的一般行动自由所吸纳.由于宪法意义上的一般行动自由不是一种客观秩序,故包括乞讨在内的行动自由不受国家积极义务的保障.而任何自由包括法律上的自由均伴随着某种界限,故乞讨行为是一种不得随意限制同时又是不能不予以谨慎对待的自由.     

“破窗效应”的辩证省思——基于对“行乞”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分析

"破窗效应"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乞"和"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破窗效应"的典型代表。从哲学视角分析其"破窗效应",有助于帮助人们清醒地认识这些"破窗"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发挥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社会主义现代美德对"破窗"理论的修复。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视角下的社会治安防控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是社会治安防控的积极手段。流浪乞讨群体职业乞讨严重,且时常以非法操控乞讨、明讨暗偷、欺诈强讨等恶性手段组织乞讨活动,具有隐藏性高、侵害性大、组织性强、区域性明显、流动性频繁的特点,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救助管理制度,建设统一救助管理网络,培育社会救助力量,加强救助机构人才资源建设,以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动性、系统性,形成广泛的参与机制,提升社会治安的防控能力。     

刑事诉讼中法官的救助义务——以被害人为视角的分析

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民族心理是造成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居于不利地位的原因。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其诉讼地位，应当强化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救助义务。为此，应当从权利告知义务、权利保障义务、权利救济义务三个方面着手构建完善的法官救助义务体系。     

交通肇事犯罪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讨

文章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是对刑法典关于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的修改 ,这种修改导致对某些交通肇事犯罪无法追究刑事责任 ,是违法的司法解释 ,文章同时认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过失致人死亡和故意 (间接故意 )杀人两种情况 ,明知他人受伤而逃逸导致的“死亡”结果不能作为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要求的结果。这些认识对正确适用刑法典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学角度下的乞讨行为

中国现在的乞讨群体可以大体分为救助群体、职业群体和违法群体,笔者就这三种分类进行一定的展开分析,指出救助群体存在的合理性,职业群体产生的原因,违法群体的新问题和法律盲区,禁讨区的合法性问题等,旨在对整个乞讨群体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为解决乞讨问题提出一些方法论依据.     

对强奸罪应否作为亲告罪的思考

从实然角度看,依照现行《刑法》,强奸罪属于重罪,若将其作为亲告罪,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故不宜成为亲告罪;从应然角度看,若祛除男权主义贞操观在强奸罪中的中心化地位,则强奸罪有可能成为亲告罪。我国目前不宜将强奸罪由非亲告罪改为亲告罪,但对"婚内强奸"可例外采取告诉才处理的方式。     

结果加重犯构成新论

晚近以降,结果加重犯适当性问题饱受争议,国内外众多学者以“责任主义”为基础,提倡对其加以废止或修正。但是,当前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没有厘清结果加重犯的结构构造,陷入了“复合形态论”的误区。与此相对,在犯罪类型上结果加重犯应当是危险犯的实害形态。据此,结果加重犯的结构构造具备以下特征：一方面,行为人实施的基本犯罪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产生加重结果的高度风险性;另一方面,行为人主观方面对于加重结果存在危险故意。     

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我国毒品犯罪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过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毒品犯罪案件在国内的大量存在、死刑核准权下放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重刑主义。要有效地抑制毒品案件中的死刑人数,就应当树立轻刑、慎刑思想,采用适用法律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充分发挥酌定情节的量刑作用,尽量以死缓制度代替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尤其要严格控制运输毒品罪中的死刑人数。     

可能发生的实害——“醉驾”准确定性的关键

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但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的主观方面应认定为过失.主观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实害”出于过失,客观方面仅有醉驾行为而无实害结果,或虽有实害结果但未达到严重程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有实害结果且达到交通肇事罪条件的,构成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实害”出于故意,客观方面对公共安全不论是造成实害还是仅有危险,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践中对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应当采用相对严格责任原则.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包含较大的立法风险,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性适用.     

部分犯罪共同说之提倡

关于共同犯罪的本质,旧派与新派存在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之争,两种学说在诸多方面得出了不同结论。由于两种学说均存在缺陷,本文提倡部分犯罪共同说,即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罪。因此,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存在分别定罪的可能性;对于共同犯罪的错误,应当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原理解决;对于教唆犯,只有当被教唆的人所实施的犯罪与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完全没有重合性质时,才能认定为教唆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