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公共管理理论是特定社会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它的出现及应用具有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点,不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针对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公共管理应理性地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理论,通过宏观制度建构、中观组织重构和微观的公民参与三个工具理性,来实现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     

公共行政官员的价值取向——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思考

以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并形成了新公共服务的若干纲领性原则。同时,新公共服务对于公共行政官员也给予了明确的定位———服务于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重视人的价值,这就要求公共行政官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文章集中探讨了新公共服务理论下公共行政官员的价值取向,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体育艺术健身公共服务产品学校推广策略

如何将体育艺术健身公共服务产品纳入学校体育的范畴,在大、中、小各级各类学校内推广,并充分发挥其效能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方法,阐述了体育艺术健身公共服务产品的概念内容,并对体育艺术健身公共服务产品的学校推广策略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如能以不同学校学生体育的需求为出发点,提出体育艺术健身公共服务产品推广的宏观策略和微观策略,就能最终达到推动体育艺术健身公共服务产品在学校广泛推广的目标.     

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公众满意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价值取向.本文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结合福州市实际情况,构建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将公共服务的研究范围界定为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的直接需求得到满足的公共服务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评价指标体系,依托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CATI)开展公共服务满意度问卷调查,分析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与需求,并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探讨影响政府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因素,探索提升公众满意度的途径,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参考.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转型——试论完善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方向

本文以“新公共服务”的概念为基础，回顾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基本情况，阐明“新公共管理”的进步性；分析了“新公共服务”理念成立的理论基础和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最后重点阐述“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通过系统论述，竭力寻找完善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方向。     

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定量推崇的批判

追溯公共管理理论的起源与演进,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定量分析始终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法,并越来越受到推崇.但是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模糊性以及对“理性人”假设的质疑使得在公共管理中推崇定量分析失去必然性.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学科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如果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就是“效率优先”,推崇定量分析并无不妥.随着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当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为“公平优先”,更多关注“民主平等、公民参与”时,过分推崇定量分析可能会偏离公共管理的价值理念.     

城乡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对比分析——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本文使用2013年全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运用描述性统计对城乡居民对目前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现状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多元回归的检验方法分析城乡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总体上城乡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处于中等满意水平,对于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和便利性的满意度要高于均衡性和普惠性。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个体由于对公共服务有较高期望而导致的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但并不说明公共服务城乡差别的不存在。个体对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呈现明显的人群差异,除了年龄以外,性别,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家庭经济状况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乡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现阶段,为正确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责任,应矫正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将社会性公共服务作为硬指标纳入其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并根据城乡居民的诉求来明确各项公共服务发展的优先序。     

公共理性论域中的“个人权利”话语：源起与实践

公共理性论域中的“个人权利”话语是基于解决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何者优先的难题而产生的。它体现了社会整体论和社会原子论两大传统的交叉互渗,是二者的一种调和趋势。它主要表达了以公共的正义规范制衡私利、促进积极自由和公共利益、追求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适度平衡的理论旨趣。由于公共理性是一种关涉公共事务的实践理性,是公民社会的权利理性,因此,公共理性论域中的“个人权利”话语在实践中必然以公民社会的广泛协商为实践承载．以平等、合作的“善治”之良序为实践旨归。     

产权公共领域与农地确权颁证

由于地区差距、产业差别以及社区差异,使得公共领域的结构差异较大,且存在差序格局.而公共领域的存在正是公共利益构建的基础,也是个人理性与村社理性之间的桥梁.确权颁证的重点并不是对于产权公共领域的分解,而是在公共领域之上构建合作视角的产权合约.从近郊与远郊两个不同的确权颁证区域,可以得出农户对于产权的诉求的偏重存在较大差异,而产权公共领域的治理也存在较大的不同.但是,确权颁证的关键依然在于对产权公共领域的合理利用.     

人口流动视域下社区居民的社会服务满意度及其规范化路径

公众社会服务满意度是社会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参照指数。基于“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变动与社会服务体系状况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流动人口居民的社会服务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建模分析。结果显示:(1)接近六成的被访者对所居住社区的社会服务持满意态度,但存在地区差异;(2)社区社会服务项目供需失衡情况严重,在全部10项社区社会服务项目中,存在供需位序失衡的项目多达8项;(3)居住空间层次和城市社会融入等因素对居民的社区社会服务满意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最后提出,可以通过完善社会服务供需沟通渠道和建构社会服务分级供给体系等手段,助力解决当前中国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难题。     

基于模糊多属性决策的社区体育服务公众满意度测评研究

社区体育服务的发展水平作为城市文明程度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社区体育服务公众满意度也日益成为了研究的焦点.结合满意度理论和我国社区体育服务的特色,引入基于期望值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构建了社区体育服务居民满意度测评体系,进行社区体育服务的满意度测评研究.综合考虑开展社区体育服务公众满意度评价的实际情况,采用三角模糊数得到带有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区间型评价矩阵,并以实证研究验证该方法的合理性,从而为科学评价社区体育服务质量及公众满意度开辟一条新途径.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动机分析——基于对闽西M村的个案研究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是基于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主观性动机、客观性动机、功利性动机、价值理性动机、物质性动机、非物质性动机、个体层面动机、村庄层面以及宗族层面的动机.在熟人社会中,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不纯粹是为了经济理性和客观利益;生活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他们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闽西M村村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性活动中达成合作的事实表明,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建构村庄的秩序.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PLS的广东社区中医药服务公众满意度研究

目的:参考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建立社区中医药服务公众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以广州、深圳、汕头、惠州和湛江5个城市为例,对广东省社区中医药服务现状进行分析。方法:以偏最小二乘法(PLS)为拟合方法,开展广东省社区中医药服务公众满意度的实证研究。结果:广东省社区中医药服务公众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理想,具有可行性。结论:针对测评结果提出要进一步推动社区公众满意度测评,提高社区中医药服务的综合质量,改善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乡村社会民主选举制度的异化现象及其矫正

民主选举制度是乡村中国村民自治最基础的部分,其核心是多数原则及投票行为。在考量部分乡村社会后发现,多数原则原本意义上的相对多数在一些乡村正异化为绝对多数,其追求的择优目的正生成择劣的效果;而投票行为应有的公共理性正被经济理性所取代。其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社会民主土壤的贫瘠,体现在：民主形成于理性主义而非经验主义的;缺乏以多元中心信息系统为特征的独立舆论环境;生活普遍贫困使得民主共识难以达成。因此,在乡村社会矫正民主选举原则,发展市场经济是当务之急。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     

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组织租并不足以说明村社理性所具有的特质,村社制度所内涵的,除了长期演进的重复博弈结构中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包括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这一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及其所依赖的小衣经济,即为小农村社制度,它实质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条件的制约下,农耕文明演进路径依赖地形成的内生性生产与治理结构。豫南村落自主治理实践形态表明,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乡村巨变导致乡土伦理价值体系的式微与村社制度的瓦解。因此,“三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重建以村社理性为核心的小农村社制度。     

农村居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状况研究——对湖北省荆州市J镇的调查

提供乡镇范围内的公共产品是当前乡镇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了解辖区内居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有助于乡镇政府在提供社区公共产品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实证分析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主要体现在基本性公共产品上,但已经认识到非基本性公共产品对于当地社区发展的重要性.乡镇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应力求处理好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