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工程移民相对贫困特征与致贫因素识别

基于2014—2018年金沙江流域水电工程移民的追踪调研数据,采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与空间断点回归的设计思路对水电移民相对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群体相对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发展性贫困与消费型贫困。受水库建设影响,大部分移民家庭生产维度受严重剥夺,自然条件与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使移民家庭不仅难以维持原有生计,而且在生计转型过程中受阻,造成移民后家庭生计构建困难,生产恢复缓慢,陷入发展性贫困;水电修建使移民家庭市场参与程度被迫提高,人均生活成本增加超过2000元对家庭资本积累十分不利,在加剧了移民群体发展性贫困状况同时增加了日后返贫的可能;最后,这些贫困特征在兼业生产家庭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中体现更加明显。政策完善应致力于发展性贫困和消费型贫困的识别与治理,有效缓解群体间与群体内部发展差距扩大状况,避免政策失灵带来新的风险。     

非自愿搬迁经历与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兼论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交互效应

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探讨非自愿搬迁移民的相对多维资产贫困以及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的交互影响,并利用三峡库区非自愿搬迁移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非自愿搬迁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状况较原居民严重,且非自愿搬迁也剥夺了移民代际再生产资产;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移民相对多维资产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互补效应还会受到安置方式和安置时间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阻断移民代际贫困传递,以及采用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协同互补性来提高减贫效率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权利贫困”及其纾解——水库移民利益补偿的困境与出路

水库移民"因移致贫"是我国水库移民事业面临的严峻现实,基于传统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库移民贫困问题。水库移民贫困的症结在于其权利贫困,制度的缺陷导致了移民权利保护的先天不足,制度行动的逻辑显示了移民权利实现的困境和无奈。只有彻底实现由工程思维向法治思维的转变,完善水库移民利益补偿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破解水库移民权利贫困的困局。     

水库移民贫困成因与反贫困策略： 基于文献的讨论

水库移民贫困威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 尤其是介入性贫困 , 它是诱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导 火索 。 文章系统梳理了水库移民贫困成因及反贫困策略的相关研究 , 认为水库移民生计遭到破坏 、 贫困移民的文化贫困和观念落后 、“ 以失定补 ” 补偿方式的局限 、 水库移民存在权利贫困等是水库 移民贫困的主要成因 , 政府部门 、 水库移民社区 、 水库移民自身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有效配合可以 缓解水库移民贫困 。 但既有研究对如何精准化扶持贫困移民研究较少 , 鲜见将水库移民社区发展 与扶贫结合起来 、 水库移民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对精准识别移民贫困户以及水库移民社区发展对减 贫作用等方面的研究 。 未来研究应更多地探讨水库移民社区发展 、 水库移民自身能力发展 、 非营利 性组织等其他社会资源对水库移民减贫的作用 , 特别是探讨政府部门如何解决已安置的水库移民 的贫困问题 、 如何完善水库移民补偿与征地政策以及如何实现在水库移民搬迁安置时就能够解决 贫困问题 , 使 “ 介入性贫困 ” 不发生或尽量减少 。     

“非收入”多维贫困的识别与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LASS数据对农村老年妇女样本的考察

文章基于AF贫困测量法,结合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四个维度出发,将各维度对应指标均匹配到国家关于老年人或妇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识别出我国农村老年妇女在非收入层面的多维贫困现状——医疗服务不足、卫生条件简陋、互联网生活匮乏是当前我国农村老年妇女面临的三大生活困境;量化分析收入贫困与文章定义的非收入多维贫困的关系,从个体、家庭、地区层面找出影响农村老年妇女的致贫因素——年龄、学历等个人因素和区域因素明显影响着多维贫困的发生,收入、家庭成员等变量与老年妇女晚年是否陷入非收入多维贫困也存在着必然联系。     

中国东部地区家庭多维贫困的动态识别——以江苏省和山东省为例

从四个维度共11项指标测度中国东部地区多维贫困程度,研究发现:1.江苏收入贫困减小幅度比山东显著,两省贫困绝对变化量均表现出农村优于城市;2.做饭燃料和卫生设施指标贫困虽明显下降,但到2011年仍处于高贫困发生率水平;3.受教育和健康状况指标贫困发生率长期处于高位水平,且减贫效果不佳,表现出教育和健康贫困的长期性和持久性;4.1991-2011年,江苏和山东脱贫人口分别增加了37.94%和26.68%,且家户贫困已从高维度贫困降为低维度贫困;5.家户收入水平与多维贫困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主要的致贫原因已从收入转化为其他福利维度。     

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老年多维贫困测量:概念与视角的转换——基于A-F法及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与精准扶贫发展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识别并缓解老年贫困,是检验社会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运用Alkire Foster方法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测算模型。依据2014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CLASS),以11个省（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收入、住房保障、健康程度、养老服务、可行能力、社会参与、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收入并非老年贫困唯一致因,随着维度增加,老人贫困规模扩大、贫困程度加深;城乡、区域多维贫困差距增大。因此,应加强对老人贫困多维度识别与测量,对不同类型贫困老人提供“问题响应型”或“需求响应型”等多样化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地构建多主体、分类分层的帮扶网络和保障体系。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关系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与重建——以丹江口水库移民S村为例

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因居住空间强制性位移而发生断裂与重建。通过对丹江口水库移民S村的个案研究,对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践样态及生成逻辑进行考察。首先,水库贫困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未能完全从迁出地“脱嵌”,亦未能实现在迁出地的完全“嵌入”,呈现出“半脱嵌”于迁出地和“半嵌入”于迁入地的实践样态;其次,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样态的生成因由包括因空间隔离而产生的社会交往的“两地化”、因社会隔离而产生的社会交往的“标签化”以及自我隔离所产生的社会交往的“内卷化”等三个层面。最后,基于对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实践样态及生成逻辑的考察提出“关系贫困”的概念,认为水库贫困移民社会关系网络处于一种低层次水平,关系资本的存量较低,水库贫困移民无法从中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致使其自身缺乏改变贫困的社会行动能力。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特征及其区域差异

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Kaplan Meier法分析农户入贫和脱贫风险率并使用离散时间Cloglog模型考察了贫困状态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风险函数均呈现明显的负时间依存性;家中健康人口比例对于东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中等教育人口比例对于中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户主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人口抚养比以及家中工作人口比例对于西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     

中国农村的动态贫困：状态转化与持续——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微观数据的生存分析

利用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生存分析研究家户贫困或非贫困状态的转变,以及转变发生前,初始状态的持续期限对这种转变的影响。结果表明:家户陷入贫困与脱离贫困的过程以非对称的比例同时存在,持续贫困或持续非贫困的时间长度对贫困状态转换的影响,因选择绝对贫困线或相对贫困线而呈现不同的变动趋势。而且,就贫困动态变化而言,尽管从绝对贫困理念看,贫困家户具有很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但从相对贫困的视角看时,却发现贫困表现出持续性特征,从而揭示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和Manski社会互动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较2015年有所提高，同时呈现不同区域和个体具有显著差异、非贫困群体中存在高脆弱性群体的特征；贫困具有邻里效应，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当期贫困状态和未来贫困状态均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个体关联效应与社区情景互动效应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发挥显著阻碍作用，对低收入群体发挥的阻碍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北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不具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加剧边际效应高于其他地区。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及未来政策选择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现象的基本特征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且相对贫困将逐步成为农村贫困问题的核心和扶贫开发的重点。因此 ,必须及时转变农业、农村及扶贫开发政策 ,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 ,建立起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 ,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和农业生产率 ,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精准脱贫：中国治国理政的新实践

中国正在开展的精准脱贫攻坚战不仅仅是单纯地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经济社会行动,更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之后,国家发展议程开始将社会公平列为其治国理政核心内容之一的新的政治实践。在扶贫场域通过“五级书记挂帅”的机制先行探索了党的集中统一权威的运行模式,强化了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由此可见精准脱贫攻坚战事实上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新实践。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贫困的消除

社会排斥描述的是一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多年来政府一直是消除农村贫困的惟一主体.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身处国家体制外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贫困线与我国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问题已成为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对比国内外有关贫困及贫困线测度方法的异同,中国贫困线的划分应根据具体国情,因家庭规模、收入状况及地区分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我国农村贫困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