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中国东部地区家庭多维贫困的动态识别——以江苏省和山东省为例

从四个维度共11项指标测度中国东部地区多维贫困程度,研究发现:1.江苏收入贫困减小幅度比山东显著,两省贫困绝对变化量均表现出农村优于城市;2.做饭燃料和卫生设施指标贫困虽明显下降,但到2011年仍处于高贫困发生率水平;3.受教育和健康状况指标贫困发生率长期处于高位水平,且减贫效果不佳,表现出教育和健康贫困的长期性和持久性;4.1991-2011年,江苏和山东脱贫人口分别增加了37.94%和26.68%,且家户贫困已从高维度贫困降为低维度贫困;5.家户收入水平与多维贫困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主要的致贫原因已从收入转化为其他福利维度。     

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甘肃、宁夏和湖南三地首轮退耕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A F双界限方法测度退耕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在此基础上借助精确断点回归设计,实证检验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补贴到期农户各维度及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均高于未到期农户;第二,补贴到期对相对收入、充分就业、生活水平、主观感知维度及多维相对贫困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均显著为正;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补贴到期对老年和低收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正向影响效应相对更强。鉴于此,从制定相关保障措施、建立防止返贫的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以及完善退耕还林后续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新发展阶段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以CFPS2018年的农村家庭数据为样本,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双重视角出发构建符合新发展阶段情景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的AF法识别、测度和分解农村居民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在受教育年限、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家庭平均旅游支出等几个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在收入、健康、生活水平等维度上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从多维贫困指数的变化来看,随着＜i＞K＜/i＞值的上升,多维贫困指数虽然在逐渐减小,但在＜i＞K＜/i＞₁=0.2和＜i＞K＜/i＞₂=0.4时的贫困指数仍然较大,表明农村居民家庭在4~7个指标上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较高;进一步的指标分解发现,在吉林、辽宁、广西等地区,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和高绝对贫困返贫风险共存,家庭人均工作小时数和家庭人均旅游支出等休闲维度指标逐渐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产生重要影响。     

农户贫困脆弱性与人力资本特征

利用2016年秦巴山区68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和人力资本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OLS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和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脆弱性农户和非脆弱性农户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十分显著,比贫困和非贫困农户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劳动力健康、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都会显著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工作经验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均呈现倒U型特征;劳动力健康对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影响最大,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劳动力健康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逐渐增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大,有助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经济效应研究

选取家庭做饭燃料、照明、家电服务、娱乐/教育和通信五个维度来构造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对多维能源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查;能源贫困的福利效应分析中利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研究了电力可及性对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的影响,基于分层Logit模型探讨了电力可及性、家庭做饭燃料对农村个体健康、教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多维能源贫困指数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态势,家庭做饭燃料的贡献率稳步下降,照明的贡献率在各个年份中均不足1%,家电服务（以是否有冰箱衡量）的贡献率稳步下降,近年来通信维度的贡献率比其他维度的贡献率大;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居住地区等变量对多维能源贫困有显著影响。电力可及性对农村消费及收入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村家庭中不清洁的烹饪能源使个体受教育程度显著下降并增加了不健康的概率。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分析——以内蒙古、新疆、甘肃、广西、四川五省区为例

本研究使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3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调查"数据,运用AF方法,从生存、发展、健康、教育、参与5个维度,19个指标构建儿童多维贫困指数,旨在分析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状况,以期提高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贫政策质量。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儿童存在着收入之外的多维贫困:在各指标贫困测算中,72.03%的儿童所在家庭使用粪桶、旱厕、无设施或其他无冲水类型的厕所,57.52%的儿童不能决定自己的业余爱好,46.47%的儿童不能决定自己的日常生活,36.21%的儿童存在校园暴力;参与、健康对儿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突出,分别是28.46%、20.29%;留守时间越长,儿童各指标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本研究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探讨了儿童多维贫困的致因和消除儿童多维贫困的政策选择。     

心理健康与进城农民工的多维贫困

基于CGSS2017年度数据,利用A-F测度方法对比分析了进城农民工与原居地农民在教育、健康、资产、社保、融入等五个维度的不同贫困特征,创新性地引入心理作用机制,探讨个体心理健康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对比原居地农民,进城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问题更加严峻,贫困群体内的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心理健康是影响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主观能动性在心理健康作用于多维贫困的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心理扶贫将更为重要和迫切,建立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扶贫工作机制,由疏导帮扶转为提前预防,增进农民工幸福感和获得感。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基于转子位置角预测的车用异步电机控制算法

以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农村贫困退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识别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引入贫困退出的持续时间临界值以及多维度脱贫临界值,对稳定脱贫进行动态测度。研究发现,随着稳定脱贫持续时间的延长,贫困退出发生率、稳定脱贫广度指数以及动态的稳定脱贫指数均有所下降,且存在区域差异。从稳定脱贫指数的分解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稳定脱贫贡献较大,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障和收入结构等三项指标是当前农户稳定脱贫的的主要贡献因素。因此,农户家庭长期稳定脱贫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贫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大量事实证明,贫困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环境。贫困可以以经济收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指标加以反映,但是一定与环境背景有关,而环境制约下的贫困至少有分散经济、封闭经济、脆弱经济和传统经济四种形态。本文认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由此推及贫困地区贫困与环境的恶性循环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环境与贫困的四种互动变化方向。最后,针对我国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方向性建议。     

决胜全面小康背景下关于我国贫困标准的思考——基于多种贫困标准的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对三种贫困标准的介绍和比较，发现利用收入标准衡量贫困容易造成对贫困实际情况的低估，而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考察范围更加广泛。我国目前的贫困标准属于绝对贫困标准，按照现有贫困标准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解决贫困，但解决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的消失。随着我国脱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绝对贫困标准应适时调整为保障程度更高的相对贫困标准，并利用现有的住户调查统计和扶贫监测，构建多维贫困监测数据库，结合“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制定出包含收入、健康、教育、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标准，这样才利于提高脱贫效果，实现长期脱贫，推进全面小康进程。     

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的收入维度来测量贫困和缓解贫困是学术界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从制度构建上来关注除了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群体,这显然忽视了不同贫困类型群体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构中引入多维贫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其衡量维度和指标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尝试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