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的理学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在明中后期儒释道三教融合日趋之时,湛若水区别于佛道的"空无",主张心气结合,提出心气二元说;在道德修养上,区别于佛道的"顿悟",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达到了对天理的客观内涵的把握;依循儒家理念的湛若水,力图与佛老划清界限,反对心学流向禅学,其思想并没有偏离圣人修身治事之旨、流入虚寂之境;体现在政治上,便是倡导儒家积极入世的经世精神,强调"内圣外王"。     

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意蕴及其特点

湛若水是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随处体认天理"是他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命题,"心无内外"、"心体万物"饱含心学意蕴,且具有合内外、兼知行和贯动静的特点.     

湛若水儒学体系构架及其思想影响

本体论和工夫论构成了湛若水儒学的基本框架。湛若水在人与自然"一本"的基础上贯通了心体与道体,以道体的中正、自然特征诠释心体的中正、自然理念,形成了儒学本体论体系。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路径,以"勿忘勿助"为体证工夫,形成了儒学工夫论体系。道体作为客观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道体印证心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心无内外,是湛若水儒学区别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重要特征。湛若水及其后学的思想对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道体印证心体、兼顾心体与道体的儒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心体阐释的偏颇;"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     

岭南文化与湛若水的道德修养理论

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南国风采而别树一帜。这一文化形态在明代中期进入初步发展阶段,与湛若水对岭南思想文化的杰出贡献分不开。他通过批判继承前贤的学说建立随处体认天理的道德修养理论,以此主张自由主义的学术精神和倡导知行合一的入世精神,并身体力行,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湛若水的修养理论和实践对岭南文化有深刻的影响。     

湛若水“体用浑一”思想纲要

湛若水作为白沙高足,继起于岭南,在程朱学与陆学之外另辟蹊径,建立起以"体用浑一"为学术宗旨的新道学体系.他以"体用浑一"论来阐发"万物一体"的思想,提出了以"随处体认天理"论为核心观点的功夫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解决了道学理论与实践、本体与功夫接洽融合的问题.     

谢良佐理学思想探析

谢良佐的天理说以天人合一、与天为一为宗的,以仁诠释天理,提出了“心为天之理”的命题;在格物穷理的具体方法上强调对物理的研究与对性理的体察涵泳相依相成,主张从事上下工夫而非空想冥思,最终达到“下学而上达”的目的,以体认天理,契入圣人之境。谢良佐的理学思想是陆王心学的先声,他不仅把二程思想发扬光大,而且将之传到南方,成为促使心学诞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他还创立了上蔡学派,成为湖湘学派的源头,在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桥梁作用,实开儒、释、道三教合一之先河。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

本文通过描述言意之辨从先素至明清的基本线索,试图说明言意之辨的认识根源是语言对于思想的非同一性,由此产生了“言不尽意”与“言尽意”的不同解答;“言不尽意”论在思想史上既有打破经典束缚的方法论意义与文人学士的审美、修身意义,又是通向神秘主义本体论的必经环节;儒、道、佛的言意观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语言与思想的某些复杂关系,但缺乏概念的清晰性和论证的科学性,未能全面、正确地解答这一认识之谜。     

归寂致知:聂豹的易学思想

作为阳明后学“主静”派的代表,聂豹的思想主旨以主静归寂为核心命题。聂豹认为心体归寂方可证得良知,但是在时人的理解中,虚寂向为佛道二教所独擅。为了给归寂之学“正名”,聂氏充分发掘《周易》经传的思想资源,力图说明虚寂思想也是儒学的固有内容,并非佛道二教的专属。借助对易理的诠解,聂豹希望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将易学容纳到阳明学的框架之内,其基本理路可以概括为:物有万殊,揭虚寂以为归;事有万变,立主静以统汇。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德育生活化及现代启示

生活育德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土壤,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知行合一＂＂随处体认天理＂等无不彰显出道德教育的整个过程都和生活息息相关。对明清时期德育生活化的内容进行梳理和思考,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理解方面能有所启示。     

朱熹哲学的合理价值与新安理学的创新发展

朱熹哲学将仁学与易传的生生之理结合起来,把人看成是自然界长期生生不已发展的最高产物.人能自觉地体认天命,体认生生不息之仁,穷理尽性,弘扬天命,使人的主体精神昂然挺立.朱熹把儒释道统一起来,完成了儒学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到朱熹之集大成体系,完成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所提出的融合战胜释道的文化使命与任务,儒学自身也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作为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对新安理学的发展,以及重视实用实践生存、提倡气节等特点产生重要影响.     

“和”文化与中国茶道

"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是儒、释、道三教共通的哲学思想和理念,不但代表天人合一的本体世界,代表人文环境的整体和谐,而且代表人性之美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氛围,是一种高尚的格调。而充分体现"和"的这些文化内涵的莫过于中国茶道,中国茶道的核心就是"和","和"文化在中国茶道中得到了完全体现。     

李贽“童心说”道家思想解读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且有着丰富和复杂的思想渊源。李贽兼取儒、释、道各家又能融会贯通,其中心学、禅宗和道家是李贽思想尤其是"童心说"最重要的来源。李贽"童心说"思想受到了道家"婴儿说"、"自然说"、"自然人性"等思想的影响。通过对"童心"与"婴儿纯朴之心"、"出自童心之言"与"自然发出之言"、"出自童心之文"与"至真至性至情之文"的比较和分析,进一步揭示出"童心说"受道家思想影响之所在。     

张载关学新探--论关中文化边缘化后的哲学表现

"关学"创始人张载不谙官场,不求于商界,虽所建学派速衰,但他继承"易理",用"气一元论"统驭"天道"、"人道"的哲学本体论,确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新境界;其"大心认识论"更开拓了从"俗世"考察认识的新思路,未可等闲视之.张载这种新哲学是在批判佛道之时,又借鉴了其合理因素而形成的,并表达了当时一般民众追求平等的要求.张载关学有长于实用短于思辩的特征.其后的"关学"虽往往成为朱学、王学的变型,但关中一脉文化,却绵延至今.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试论日本古代“文学”的范畴意识

古代日本从中国直接引进中国的“文学”概念,意指儒教、经学与文章之学。直到近世以后,才把“文”、“学”分离;幕府时期,本居宣长主张“和歌”和“物语”的独立,彻底与儒、佛的道德说教分道扬镳,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范畴意识的真正觉醒。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超越性”问题不仅是宗教学、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我们对“超越”的一般界定, 对佛教、道教和“儒教”各自的超越方式进行了说明。佛教徒的超脱或者“超越”是一种对经验存在的超越, 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家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宗教超越与哲学超越的界线, 而儒家则是哲学的超越, 而非宗教的超越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超越性”问题不仅是宗教学、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我们对“超越”的一般界定, 对佛教、道教和“儒教”各自的超越方式进行了说明。佛教徒的超脱或者“超越”是一种对经验存在的超越, 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家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宗教超越与哲学超越的界线, 而儒家则是哲学的超越, 而非宗教的超越     

牟宗三儒释道三教的哲学证立与圆教判释

“实践的智慧学”是康德对古希腊“哲学”意义的揭示。牟宗三通过“实践的智慧学”哲学古义的诠释,以及“哲学”与“教”统一性的证明,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奠立哲学王国中的合法地位,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通拓展出理论的地平。在“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基础上,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现代哲学的建构,并展开“圆教判释”。牟宗三的“圆教判释”,是“实践的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判教”。     

动物保护思想的中西比较与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都有着丰富的动物保护思想.“尊重生命,关爱动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但也有局限性.从理念层面看,中国传统的动物保护思想要强于西方,然而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宗教意味浓厚,直观想象成分多,科学思辨成分少,这是其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反观西方的动物保护思想,哲学思辨占据上风,理性思考多,结论较客观,一旦科学技术发展,其保护动物的理论和相关立法也随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