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方法论

“武断”地选择“历史瞬间”的情况对于史家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历史的真实包含了对历史理解的真实，也包含了理解上的“偏见”。对于文学史家来说其理解和解释有着特殊规定性：它既是客体中心主义的又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它必须是审美的；它必须具有社会学的品性；它必须尊重前人的理解和解释，但又不受制于前人的理解和解释；它还必须具有文化学、人类学的品格。从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而论，文学史的理解和解释永远需要不断重写，而非改写，每一代文学史家面对文学史都有自己的兴奋点和观念域，都有不同的困难和问题。     

任昉交游形成的人脉与文脉

［摘要］任昉是南北朝时期骈文宗匠，时人有“沈诗任笔”之誉，又推其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清人孙德谦为研究骈文大家，在其《六朝丽指》中亦称“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但对任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甚为简略，而且因其作品多为诏策之制而颇受贬抑。因此，从研究任昉交游入手，去研究任昉的人脉和文脉以及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都很有价值。本文通过对任昉交游活动的梳理，来考察交游对任昉人脉、文脉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袁枚骈文主张与骈文创作艺术

清中叶是有清一代骈文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骈文史上最有分量的骈文大家多半产生于这一阶段,而袁枚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在骈文观上,袁枚主张文分骈散是自然之理、骈散系出一源且各有价值、骈散代雄乃文学史发展的必然.袁枚骈文形成了流丽浑脱的风格特色,这是他在规抚以唐宋骈文家为代表的历代前贤、综取经史百家各种精粹的基础上,发挥才情、熔裁学识、涵纳个性而刻意创辟的结果.袁枚骈文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句式灵活多变、俪体散趣及议论自铸伟词、奇纵融通两方面,最能体现其特色与优长.要之,袁枚称得上是清代骈文史上无可争议的一位大家,《小仓山房外集》也称得上是一部独标高格的经典之作.     

试论清代戏曲、小说对文学史观的贡献

如何正视小说戏曲取得的成就 ,扩大文学史的范围 ,是清代文学史家面临的课题。金圣叹用“才子书”梳理出新的文学史线索 ,表现了他的超前意识。其他人则从艺术叙事手法上 ,指明《三国演义》较《史记》进步。王士礼真则提出“双轨制”的价值标准 ,焦循的“文体代变”详细论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它们为后来的文学史观“现代化”作了铺垫。     

民国之际“文笔之辨”及其文学史意义

民国之际的“文笔之辨”既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亦与骈文和散文之争的文学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一批学者以北京大学为阵地，对“文”与“笔”范围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六朝文论的复归。从文学史上看，民国之际的“文笔之辨”在为骈体文寻求正统地位的同时，客观上也张扬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总之，民国之际学者们有关“文笔之辨”的理论总结和创作性的阐释，使得清末民初成为了“文笔之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纂辑及其文学史意义

清代常州骈文之发达,几乎没有一地可与之相比。在"实足纵横中国"的骈文成就的基础上,伴随着嘉道以降骈文文体意识的高涨,晚清著名的史地学者与骈文作家屠寄纂辑了《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是书以保存乡邦文献为主旨,也体现出融合骈散的理念。作为清代惟一刊行的地域性骈文选本,它有着地域与文体的双重意义。     

论洪亮吉骈文的创作艺术

有清一代骈文复兴,至乾嘉而臻于鼎盛,其间文风蔚兴、作家辈出,常州洪亮吉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洪氏学识宏博、天才绝特,骈文创作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这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即语言上的句雕字琢、工于属对,典故运用上的浑融无迹,句式上的骈散交融,篇章安排上的曲尽抑扬,议论的超卓,抒情写景的“会通”婉转,造境的奇迈。由于洪亮吉骈文戛戛独至的艺术造诣及其对于后人的深厚影响,洪氏称得上是清代骈文史上的一流大家。     

孙梅的家世与生平补索

《四六丛话》是清代孙梅的一部辑著,既辑录了元代以前的骈文文话,又表现了辑录者骈文理论批评观念,有骈文著述“集大成”之誉。清人陈广宁云：“从未有钩元摘要,抉作者之心思,汇词章之渊蔽,使二千年来骈四俪六之文若烛照数计,如我夫子（指《四六丛话》作者孙梅）之集大成者也!”今人陈志扬亦云：“《四六丛话》是我国古代骈文理论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现在骈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骈文杂论──兼与谭家健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一、骈文的定义不应是“美文”；“骈文”与“四六文”既是种属关系，而在某些场合又是对等关系。二、骈文与赋虽各为一体，但可相互包容交叉。三、唐代骈文的变革主要应归功于古文运动而非陆贽及“燕许大手笔”之力；而唐初骈风之盛主要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十八学士”的倡导。     

浅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胡适这位“家世汉学”(蔡元培语)“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注一)的名扬中外的我国著名的大学问家继《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以后,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又推出了他的一部重要著作《白话文学史(上)》,这是他整理国故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千年来我国似乎没有一部文学史。说来奇怪,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倒是由英国汉学     

说唐论宋 品诗鉴文——评《唐宋诗文论薮》

继《隋唐五代文学史》和《唐代乐人考述》之后,毛水清教授的又一部学术著作《唐宋诗文论薮》2009年11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在短短六年时间中,由花甲越过古稀之年的毛水清教授就出版了三部颇有分量的著作,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敬佩!     

汉赋属骈文之一体

骈文要求对偶、用典、炼字、声韵,汉赋具有上述特色。汉赋从它产生之初起就与骈俪结下了不解之缘,汉赋是最便于产生并容纳骈俪的土壤,因此,汉赋是骈文之一体。汉代各个时期的赋作从不同方面证明了汉代已有典型的骈文而不仅仅是对骈句的个别利用。但汉赋尚属古骈,古骈离“四六体”尚远,因此也没有如 “四六体”一般的板滞。古风犹存的汉赋既开创并丰富了骈法,又具有古骈文的新鲜与生命力,这是骈文在汉以后数百上千年间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清代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训诂

清代学术界发生了由“宋学”到“汉学”的学术转型,学风由空疏玄虚转向崇实尚博。在这种学术背景下,骈文理论观念也发生了由空转实的深刻转变,其表现就是将训诂学引入骈文研究领域,从而催生了骈文训诂。清代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训诂,成就尤为突出,其继承《文心雕龙》的实学精神,引“汉学”训诂之学入骈文领域,以成骈文训诂,实现了由空疏玄虚到实事求是的骈文理论观念转变,开创了骈文理论的崭新局面。这也是《四六丛话》的骈文训诂的根本价值和重要意义所在。     

简谈文学史史料的发掘和处理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南北朝骈文对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

骈文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从形成理论到美学特征,从句法特点到历史沿革等内容均有学者论及,从南北朝骈文的发展特征来阐述骈文对古代散文定型的影响,对彰显南北朝骈文在骈文发展史上的地位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说说散文的“散”

散文的“散”,原义是指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骈文、韵文对称而言的文体形式.“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鲁迅:《做文章》).确实,先秦的诸子散文也好,历史散文也好,后来的司马迁的《史记》也好,它们都是“不骈”的,文句错落,接近口语.什么时候“骈”了的呢?魏晋南北朝.那时候的风气是以写骈文为时     

文学史家闻一多

文学史家闻一多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文本 ,把校刊、训诂、考据等作为文学研究的“最下层”、“最基本”的工作。他对古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展作品和文学的发展过程、特点及规律的研究 ,气度恢宏 ,见解独特 ,令人瞩目。他善于把古代文学及其发展变化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之下 ,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精神分析学等进行研究 ,以其斐然的成就拓宽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思维空间。他研究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的精神、态度、观点、方法和成就 ,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唐宋古文运动革新文风的艺术契机

唐宋古文运动的逻辑起点并非针对骈文,革新文风才是其关注的焦点.唐代古文家“因道及文”,“文以载道”才是其核心观点和指导思想;北宋古文家“因文及道”,其诗文革新并不与“西昆”为敌.唐宋古文家古文创作成就的取得基于其不拘骈散、融骈人散的艺术追求.同时,唐宋古文家的史学思想与实践对其古文创作有重要的涵化作用,直接影响其古文创作的思想与风格.     

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

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初的有识之士利用时代与地域条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拓展了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不仅自觉靠拢六朝审美，而且确立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审美主导理念。晚清骈文界深化认识“六朝”作为典范的审美价值，积淀了深厚的理论与创作成果。清代的“六朝”观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