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世界银行调查问卷的证据

裁员是企业常见的战略调整手段之一,裁员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利用世界银行中国调查问卷,重点探讨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裁员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通过了相关稳健性检验。机制探讨发现,裁员会通过加剧幸存员工的工作强度从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而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能够有效调节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低,越能缓解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正式工、非国有企业、中小微型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裁员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多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冲击下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利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候数据以及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研究气候变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秦岭-淮河以北及中、东部经济地区尤甚;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的融资约束强化、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所在区县较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生产力分布、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国际化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各行业的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现有研究主要将视角集中在企业生产率层面,少有研究将行业的生产力分布因素纳入考虑.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研究探讨生产力分布和融资约束两个要素对行业出口和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力分布越分散,行业内出口和OFDI的企业越少;(2)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和OFDI数量的影响呈倒U型,生产力分布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生产力分布越分散,融资约束影响的出口和OFDI企业数量越少;(3)考虑到生产力分布的影响后,融资约束对出口的影响大于对OFDI的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改善行业内企业的生产力布局,提高行业内企业生产力分布的集中度;第二,对于行业生产力分布较为分散的行业,应该给予更多的利息优惠和贷款便利,以提高行业的国际化程度;第三,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促进OFDI的政策,助力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租赁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2004—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当前学术界对租赁融资的政策效果存在一定分歧,租赁融资能否赋能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2004—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租赁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租赁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当使用不同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按照注册地把上市公司划分为东中西部、划分不同的时间阶段进行回归,结论依然是稳健的;(3)使用PSM-DID进行内生性讨论,结论仍然成立;(4)引入融资成本、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等关键节点,发现租赁融资通过缓解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困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支持租赁融资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新视角,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资产专用性、融资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资产专用性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直接影响效应来看,高资产专用性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三种融资模式中只有内源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从间接影响效应来看,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采用股权融资模式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债权融资模式会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采用内源融资模式则受此影响较小。进一步按企业所属战略性新兴产业回归发现,资产专用性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集团化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化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融资功能。该研究试图从组织架构角度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朝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内外部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和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内部、外部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减轻融资约束压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履行外部社会责任能够减轻企业面对的融资约束压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不一致会削弱两者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中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异质企业、金融约束与出口——基于中国企业的研究

在梅里兹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分析金融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特别是考虑了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以支付出口固定成本的情况;然后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理论研究表明：金融约束会提高企业出口的“临界”生产率,因此会对一部分企业的出口产生阻碍效应,实证分析也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企业利息支出增加将促进企业的出口,而如果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那么也将促使企业出口增加。     

高技术产业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1998~2007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一方面通过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带动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也通过非出口企业获得的外部经济效应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并不明显,且主要集中在新产品出口,非新产品出口并没有比其他经济部门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而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还考察了融合科技人力资本和金融支持这两个技术吸收指标下出口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科技人力资本增强了出口企业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金融部门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并没有起到促进吸收出口渠道的技术溢出的作用。     

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283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2 145个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分析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非国有性质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企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成本管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成本粘性普遍存在于不同国家、行业的成本项目中,需要在实践中关注其变动规律及产生的经济后果.选择我国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对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进行新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增强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管理层持股减弱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从企业层面而言,需要完善成本控制和治理体系,约束管理者行为和自利动机,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制度层面来看,需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为处于转型升级困难期的企业提供政府补助或财政补贴.     

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成本管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成本粘性普遍存在于不同国家、行业的成本项目中,需要在实践中关注其变动规律及产生的经济后果.选择我国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对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进行新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增强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管理层持股减弱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从企业层面而言,需要完善成本控制和治理体系,约束管理者行为和自利动机,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制度层面来看,需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为处于转型升级困难期的企业提供政府补助或财政补贴.     

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法的实证评估

基于企业微观视角，探析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国家自创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选取2006—2021年沪深A股4404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能够评估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非试点企业相比，试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多增加约3.79%;第二，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作用渠道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难度，这是企业技术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对不同区位、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显著促进了东部、非国有、大规模、成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四，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有效缩小了试点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有助于落后企业成功追赶领先企业，总体上实现均衡发展。鉴于此，应加强国家自创区试点政策的顶层设计，围绕自创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因企制宜”的分类指导；加强落实国家自创区创新补贴、...     

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有效识别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且这种影响存在所有制属性和地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传导机制既来自其对企业所有制行为变化的影响,也来自于其对企业规模扩展的影响,表现为资源错配程度越低,提高了国有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以及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得生产资源。     

社会保险缴费调整、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宏观经济效应

文章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缴费调整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社会保险费率上调挤出了企业资本要素投入,企业难以维系过度依赖人口红利的增长模式,企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下降;社会保险费率上调通过提高劳动成本,降低企业内部现金流和增加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保险费率上调通过增加实际缴费额,受融资约束的企业以降低参保程度的方式降低劳动投入。此外,养老金费率降到16%时,样本期间所有企业的总量生产率年均提升了4.24%,说明社会保险降费有助于从成本端提升企业的中长期竞争力。该研究对深入理解社会保险降费引致经济增长的微观企业传导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自主创新、技术溢出和市场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CH-LP技术溢出分析框架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Driscoll-Kraay方法、工具变量法、差分广义矩估计和分段估计等方法同时分析了自主研发和4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其他各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各种开放渠道产生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出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降低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国有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反映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时发现:在国有企业占经济比重较低时,国有企业占比的上升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当国有企业占经济比重较高时,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比重反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经济转型期的经验研究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估算了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2001-2009年制造业31个两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并比较了不考虑环境因素影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环境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各项指标都呈现出增长趋势;相比较不考虑环境因素而言,在正确考虑环境管制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提高,而且对生产率的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还是技术进步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深化、行业规模、研发投入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轻、重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