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既助长了谣言传播,但同时也为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辟谣是否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个体的谣言修正行为可被视为辟谣效果的真实体现和反馈,具体可分为删除谣言信息和分享辟谣信息两种行为.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厘清多种社...     

社会心理机制与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的研究 ——以新冠肺炎(COVID-19)谣言为例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既助长了谣言传播,但同时也为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辟谣是否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个体的谣言修正行为可被视为辟谣效果的真实体现和反馈,具体可分为删改谣言信息和分享辟谣信息两种行为.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厘清多种社...     

广告中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叙事效果———基于元分析范式的一项研究

选择何种广告叙事模式能够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是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不同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互矛盾,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的影响及潜在的调节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合并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为一个结果变量时,广告第一人称叙事比第三人称叙事更能够提高受众的态度并且引发更高的行为意图;将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作为两个结果变量时,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能引发受众更高的行为意图,但在受众态度方面没有差异;品牌拟人化、情境效价调节了广告叙事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之间的关系。研究在探讨不同人称叙事对传播效果影响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上为后续研究廓清了视野,同时也为企业进行品牌宣传及危机公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案。     

谣言引发微博围观的影响因素——基于3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摘要］通过3个案例的实证研究发现：议题的重要性与事件影响范围、危害程度、事件可控性三个变量相关；信息的不确定程度由问题界定、问题原因与问题对策的确定性决定；辟谣效果与辟谣者公信力、辟谣信息的说服力、辟谣频次相关。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研究:鲁省调查

根据山东省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辅之以访谈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需求度较高;渠道接触和渠道依赖之间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但是,渠道依赖并不等于渠道信赖;受众对大众传播渠道可信度评价整体偏低;整体上受众的人口学变量对渠道可信度评价影响不大;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信息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满意度一般。     

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研究：鲁省调查

根据山东省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辅之以访谈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需求度较高;渠道接触和渠道依赖之间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但是,渠道依赖并不等于渠道信赖;受众对大众传播渠道可信度评价整体偏低;整体上受众的人口学变量对渠道可信度评价影响不大;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信息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满意度一般.     

谣言的识别与防范--以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

当前“谣言”问题对个人、国家和社会都造成了重大危害,而从理论角度剖析谣言,对于识别和防范谣言更具积极意义。本文从谣言概念入手,借助交往行为理论分析了谣言概念,最后以《人民日报》发表的十大谣言为语料,在分析谣言的危害性基础上,提出了识别和防范谣言的不同路径,并对辟谣提出了建议。     

态度劝导理论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应用

近年来,毕业生人数的增加与金融危机双重因素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出现就业态度比较消极的现象,给大学生就业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将态度劝导理论用于大学生就业指导,需注重就业指导师的专家资格、受欢迎程度、可信度;注重劝导信息所倡导的态度与被劝导者(学生)原有态度之间的差距、信息的呈现方式;注重被劝导者的人格特征、个性差异以及情景等因素。实践证明可以应用且效果积极。     

认知鸿沟视角下的网络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研究 ——以台湾洪仲丘事件为例

从认知心理角度,以平衡理论、一致性理论与认知失调理论为基础,延伸出认知鸿沟概念,探讨虚拟世界中的网络谣言传播,分析中国台湾地区网民对于2013年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洪仲丘命案,检视认知鸿沟、信任态度、误信谣言到再传递的过程。透过量化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604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当产生的认知鸿沟越大时,民众会越相信谣言,在态度上也越不会信任中国台湾军方与地区行政当局,在行为上也越倾向于将讯息再次传递出去。此外,从模型结构中也发现,相信谣言这个变量,在认知鸿沟与网络传播的路径间扮演重要的中介变量角色,显示认知鸿沟不仅会对讯息传递产生直接效果,还会通过误信谣言造成间接效果,然而,这种显著的中介角色在军政信任变量上却未发现。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SARS事件中的流言与控制

紧急事件中的流言与谣言 ,不仅对个人身心有害 ,对社会秩序的稳定甚至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有效地控制流言的传播及其消极影响 ,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这不仅需要改革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 ,增加公共信息的透明度及权威性 ,同时也要研究紧急事件中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变化 ,研究流言的传播规律及控制手段 ,减少流言滋生的社会条件 ,提高社会成员的心理素质及抗干扰的能力。     

网络造谣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如网络造谣的兴起并愈演愈烈,它不仅攻击特定个人,还攻击国家政府机关,给社会秩序带来了不利影响。针对当前的网络造谣行为,民法、行政法已不足以应对,需要通过刑法予以规制。而刑法所规制的传统网络犯罪只是应对关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之类的犯罪,对于网络造谣不能有效解决。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进一步完善来应对网络造谣问题,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谣言传播

谣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在中西方已有的众多对谣言的界定中,都过分注重于谣言这一消息是否具有确切的来源。落脚点都在“来源处”。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不是在其来源处产生的,而在于其传播的过程。因此,谣青的界定应着眼于其传播本身,事实上,谣言不管其来源准确与否,都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只有发生了变异的消息才是谣言,这就是“传播的偏向”,可以说,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移或偏向的消息。这“转移”或“偏向”是由谣言听传者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腐败流言的传播规律探析

着重对腐败流言的典型显现、传播特点、生成原因及应对机制进行分析。腐败流言有其两面性,其负面作用甚大。只有采取有效措施,铲除流言滋生的土壤,或及时有效地切断腐败流言传播的途径,才能避免出现因腐败流言大面积传播而导致的人心不稳、社会凝聚力下降甚至社会动荡。     

模因论视角下的谣言传播机制研究

谣言是被人们捏造出来的缺乏事实依据、并通过一定手段在公共媒体推动与传播的言论,在社会交际之中属于一种另类流行语.文章从模因论的角度出发,尝试性探讨在言语交际中谣言的模因传播机制,提出谣言信息散发需要经过输入理解、简化模仿、强化复制和流布输出等四个运行过程,才可能成为盛传一时的谣言模因.     

非典流言流传的根源与启示

非典疫情肆虐之际,大量流言泛起,引起了不必要的恐惧和不安。这既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又是对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反映:1."病急乱投医"———人类本能的自我救护;2."真作假时假亦真"———混乱的社会信息;3."宁可信其有"———盲从的思维模式;4."举头三尺有神灵"———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思想。     

论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

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相当耐人寻味,它是人们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娱乐功能中呈现出一种集体的认同感,揭示国民性的无聊、压抑、麻木;同时流言政治也可能从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继续扮演妖魔化、模糊化或杀手的角色.而更要注意的是,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同样也有自反实践:它既揭示集体文化杀人中流言的效力,同时又企图发挥其拯救和提升功能,发人深省.     

集体记忆、道德与乡村谣言的治理隐喻——E村谣言的生成过程分析

固守一种表面话语事实真假性的判断标准并把谣言当作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的谣言观已为严肃的谣言研究所批判。事实上,谣言的生成常常指向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其集体记忆的脉络,是一种表征社会权力冲突的道德话语策略。对E村谣言的案例分析表明,谣言不仅把村民的集体记忆重新予以现实化,而且表达了村民在村治秩序危机下重建宗族道德秩序的期望,从而使谣言成为该宗族社区治理转型的社会隐喻。     

社会泄愤事件中的谣言及其治理

谣言是一种虚假的信息。在社会泄愤事件中,谣言填补了因权威信息缺失而造成的信息真空、谣言的刺激性和离奇性满足了受传者精神需求,谣言歪曲了事实真相,产生了轰动效应,催生了群体性思维和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助推了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升级和蔓延。为了防止谣言的传播,必须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增加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供给渠道,提高表达的效率,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同时,依法对谣言违法犯罪进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