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权力结构:民国时期云南区域政治生态研究

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民国中央政府构筑了中央/地方、中心/边缘的政治场景,推进政治一体化进程。云南地方政府按中央政府规制设置地方行政、党务机构,建构起融党于政的权力文化网络运行体系。但是这种政治权力文化网络运行体系被土司、土匪、会道门及殖民势力等蚕食与分割,区域政治权力结构日趋复杂,导致政治生态恶化。     

乡里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深入

国家权力通过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等乡里制度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职役性、变异性、控制性等特点。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加速国家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网状化"、践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地方化"等举措,最终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地方的阡陌之间,深入到各族民众心中。     

法治型政府视阈下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研究

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步骤,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立足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内涵与现实价值,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让政府权力在法治框架内公开透明地运行,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改革新思路。     

“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的结构、困境与路径

以"权力"为分析单位和分析视角来观察,民族旅游开发作为村寨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带来了诸多力量"积极"参与村寨治理,然而并没有明显改善村寨治理,而是出现了权力"内卷化",主要表现在资本参与下的权力异化、权力依附与裹挟下的权力弱化、利益分化下的权力离散等方面。民族旅游开发的村寨治理要实现权力"去内卷化",既要理顺各权力主体诉求的利益目标,也要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资本优势,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加强村民主体性参与力度,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充分合作。应当重塑国家"在场"的村寨公共性目标,强化基于赋能与赋权话语的制度供给,形成"一核多元分层"的权力配置模式,重视运用地方性知识优化基于认同和信任的村寨权力结构。     

中国国家权力垂直配置新论——基于国家结构形式的视角

中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垂直配置的制度,被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予以探讨,并将中国具体的国家结构形式定性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然而,从国家结构形式的原理上考察,与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东盟国家越南类似,中国(除台湾地区外)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规则除了以分权(decentralization)为前提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这一具备国际社会地方自治特征的制度设计外,由于传统注重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观念影响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性质的内在张力,中国大陆无论是中央与一般行政区域,还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并不存在单一、连贯的垂直权力配置逻辑。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权力法治化面临无解困局。     

农村社区外部权力结构：演进与现代重塑

我国的农村外部权力结构的发展经历了“二元——一元——二元”阶段的演变,文章以农村社区外部权力结构为视角,以国家行政权力和农村社会权力为分析工具,探讨了我国农村权力结构的这一演变历程及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合理重塑农村社区权力结构的关键环节：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的转变,农民自治意识和自组织能力的提升,以及制度建设的完善和权力的制衡。     

论明代卫所制度与民族关系——以鄂西南施州卫为例

卫所制度研究是民族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领域。明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众多卫所,施州卫是其中之一。洪武十四年,明王朝在鄂西南设立施州卫以控扼土司。洪武二十三年,明王朝又并施州入卫,改施州卫为军民卫,肩负鄂西南的军事与行政职能。施州卫通过兴建卫城、屯田生产、招谕土司、与土司联合等社会治理措施,实现了其在鄂西南的地域社会构建。而在这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卫所移民与土民的交往与融合,既有土司社会的"汉化",更有卫所移民的"土家化"。有明一代,卫所移民与土司民众互动,土司的上层社会也表现出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与强烈的国家认同,鄂西南的汉族与土家族由明初的对立至明末走向融合。施州卫的案例显示,相比于传统史学界"国家在场"而往往"地方不在场"的论述逻辑,地方的生态环境、权力结构、民族分布、文化形态也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国家制度。     

儒学教化：明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彝族地区对明王朝经营西南边疆有重要地位。明朝初期，中央政府对彝族地区军事行动是儒学教化的基础，明王朝在彝族地区逐步形成卫所、屯田、土司、儒学教化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格局，彝族地区步入明王朝推行的国家治理快车道，儒学教化作为国家景观和制度安排，是明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研究

根据利益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地方政府有着追求并强化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内在需求,这一需求是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根本动力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变革取向、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倾向与区域市场自由化构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这种动力结构的内在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呈现出不同的类型。     

明清时期土家族地区“自立土司”研究

明清时期,鄂西南、渝东南、湘西等土家族地区都有自立土司。从产生途径看,可分为强宗大族自立、土司侵占自立和土司分化自立三种。自立土司模仿合法土司对辖区进行社会治理,与合法土司消极互动,同时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征调等格外积极,部分自立土司还因各种原因得到中央政府承认。     

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通常以推行、移植内地基层社会组织,使其发生结构性变革。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地区里甲(保甲)、汛塘、义学的设置与运转,使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施行受到国家权力制约。当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基层社会受阻之时,王朝国家则适当保留少数民族固有社会组织结构,承认其存在合法性,在形式上进行适当改革,以发挥边疆地区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效能。这对新时代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巴塘事变：康区及其在近代汉藏史上的重要性

文章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清末川边巴塘事变进行讨论,运用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the cultural nexus of power)概念来剖析巴塘事变前后该地的文化政治生态。20世纪前巴塘的"权力文化网络"由四个方面维系(土司、寺院、清廷在当地的代表和商人)。巴塘事变以后,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巴塘的地方权力架构失去平衡,这一汉藏交界地区的重镇,在清廷激进的边疆政策的影响下,越来越被纳入中原地区的国家/民族与现代化进程。     

大学治理结构变迁中的权力配置、运行与监督

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多元化权力的合理配置与有效运行,在大学治理结构的变迁中需要平衡不同权力之间的冲突,形成多元权力的有效共存与健康运行。合理配置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中的权力构成,明确政府与高校的权力界限,重视学术权,建立服务行政体制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前提和基础。建立大学章程和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是保证大学治理结构中权力合理运行的重要条件。重视和保障教师与学生的民主参与权与监督权是制约权力滥用的重要防线。     

权力清单制度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功能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是实行"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的重要一步,彰显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决心,也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之法治化水平优化的重要举措。权力清单制度通过对权力事项梳理、明确权力依据及职责范围提出各类权力的管理要求,将政府的权力界限置于清单的范围之内,一方面优化权力运行制度,提高政府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优化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推动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然权力清单制度在促进政府治理优化过程中仍面临定位不明确、效力不确定及功能待完善等问题。本文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出发,结合权力清单的现实作用,对其在政府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意义及存在路径进行阐述。     

“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因俗而治"是明清统治者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制定的民族政策。明清中央政府的"因俗而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体制方面,实施"多轨制";二是在管理制度方面,体现"差异化";三是在司法制度方面,注重"变通性"。地方土司政权的"因俗而治"主要是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得以实施。明清中央政府实施"因俗而治"的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央王朝的统治,凡无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风俗习惯可"因俗",而有碍于中原王朝统治的各种制度则不能"因俗"。"因俗而治"政策的实施效果极其显著:既推动了边疆土司地区的内地化,又推动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渐进化。明清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是适合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     

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平衡策略研究

我国高校在办学过程中,除了要处理好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更要科学地构建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而学校内部的政治领导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等多元权力主体构成,使高校治理结构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问题。通过对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从提高学术权力、约束行政权力、优化高校管理制度和转变政府调控方式等四个方面,探究了促进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平衡运行的策略。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研究论纲

文章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规定,在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前提下,展开对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的研究。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是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内容及其意义;二是联邦制与单一制典型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经验借鉴;三是地方政府创新与权力法治的宏观要求与微观基础。     

地方自治与欧盟法的辅助性原则

辅助性原则是欧盟框架内处理权能配置的一项基本原则和政策,在限制欧盟权能扩张的同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该原则也允许欧盟权力介入到各成员国以及地区或者地方层面。就制度构建而言,成员国与欧盟各机构在政策制定时的沟通只能是两个层次上的互动和协调,只有在整个联盟的范围内将各种不同层级的机构都纳入进来才能形成多层次的治理结构。在成员国内部,与国家决策权向欧盟超国家机构让渡相伴发生的是各成员国中央政府权力向地方和地区机构的下放。因此,不仅欧盟与成员国之间会有权能配置问题,成员国与地方或地区政府之间,以及欧盟与各成员国地方与地区政府之间也会产生同样问题。本文希望通过欧盟的扩展以及对地方自治的影响,并通过德国的经验来说明在地方自治问题上,不能仅仅将辅助性原则作为一种消极原则看待,而是应该通过制度构建来保障地方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