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儒沈近思与临颍紫阳书院

创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的临颍紫阳书院是河南省唯一一所紫阳书院,书院创建者沈近思是清初恪守程朱之学的醇儒。沈近思创立紫阳书院与其学尊程朱,通过书院在中原大地传承程朱之学有关;也是其作为一邑之长,以书院为平台教化乡里,实现治化的重要手段。沈近思在临颍紫阳书院形成的书院观与清代雍正晚期的书院政策有一定关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前无古人别是一家——读《钱大昕评传》

钱大昕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后人研究者颇多，但往往限于一隅，仅展示其某一或某几方面的成就，未能将这位百科全书式学术宗师的全部成就一一体现。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推出张涛教授的大作《钱大昕评传》，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钱大听在文史等各个领域中的独特贡献，可谓是一部前无古人的钱大昕研究专著。     

钱大昕佚文及"地"字古音考

国家图书馆文津阁所存臧庸《拜经堂集》中收录清朝乾嘉时代经学大师钱大昕的一则书信,未见于目前已出版的钱大昕的各种文集中。书信篇幅虽短,但其中涉及到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包括钱大昕与臧庸等人的交游过程以及钱大昕关于"地"字上古音归部问题的观点等等。其中,钱氏关于"地"字古音归部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了他考求上古韵部的原则和方法,值得后人借鉴。     

文献的当代选择--兼评《古典文献论丛》

1　　两百余年前的清代乾嘉时期,产生了著名的“乾嘉考据学”和一批卓有建树的学术巨子,如惠栋、卢文、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等人,他们或追究古音古义,或考订名物典制,或探求历史本原,或搜集版本、校订异同,形成了中国古文献研究、整理的高潮。两百多年来,对蔚为一代学术的乾嘉考据学,人们褒贬纷纭,莫衷一是。今天,当我们在2 1世纪之初,以继往开来的学术眼光平心静气地回溯乾嘉学术及其代表人物时,我们会发现,诸如汉学、小学、朴学、考据学之称,固然本身就已包含着所谓“之学”、“不知通变”、“目光短浅”…     

清代苏州书院教育述论

清代苏州书院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办学体系,以紫阳书院、正谊书院为代表,在办学条件、学习科目、师资水平、教学方法超迈官学,学术上成为实学重镇,但官学化倾向及为科举服务束缚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随着近代社会进步与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书院终于链接到新式教育体系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清代苏州书院教育述论

清代苏州书院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办学体系，以紫阳书院、正谊书院为代表，在办学条件、学习科目、师资水平、教学方法超迈官学，学术上成为实学重镇，但官学化倾向及为科举服务束缚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随着近代社会进步与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书院终于链接到新式教育体系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评毕沅的历史学贡献

毕沅是乾嘉时期学术界的焦点人物 ,被梁启超誉为“乾嘉学术护法”。他的《经训堂丛书》和《续资治通鉴》至今仍受学术界的瞩目 ,他的学术活动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学术的大发展 ,而他的学术研究也不同程度的引领了乾嘉时期的学术方向 ,研究他的学术特点和学术范围将十分有利于理清当时的学术脉络和学界概况 ,本文将从历史学的角度入手 ,仔细整理毕沅在历史学上的成就 ,同时简单推敲其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     

汉学视野中的桐城义法——以钱大昕批评方苞为例

乾嘉时期汉学兴起、主盟学坛,与宗奉宋学、倡导古文的桐城派产生激烈冲突,钱大昕批评方苞即为标志之一。基于汉学家立场,钱大昕反对儒家经典的文学化、试图以史法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不仅体现出汉学与文学的背离,同时也为姚鼐建构桐城派古文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     

“近代通儒”李兆洛

李兆洛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一生致力于＂通＂学研究,主张经世致用。他在安徽凤台任知县期间,坚持治世求效的原则,在县治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赫的政绩;他在江阴暨阳书院执教期间,秉持育人求用的理念,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经世之才。他将治学与治世、育人相结合,在从政与执教的社会活动中,践行了博学与致用的学术理念,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功地展现了一代＂通儒＂的学术风范。     

避讳义例是钱大昕的训诂之钥

钱大昕是清代杰出的学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学问渊博,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在知识面广博这一点上,他是清代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清代学者梁玉绳曾说:“今之竹汀,犹古之郑康成也!”郑康成就是东汉的训诂学大师郑玄。的确,钱大昕在训诂学方面也具有很高成就。他在训诂中特别善于运用避讳义例来解决古书上的一些疑难问题。钱大昕自已就说过:“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而避讳义例就是他手中一把灵应的钥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改造

戴震是我国 18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戴氏之学 ,博通经史 ,融贯汉宋 ,为乾嘉之际学术重镇 ,不仅在文字、音韵、经史、考据、天文、算学诸方面有专精造诣 ,而且对宋明性理之学有独到的批判诠释。他对“理”范畴的新诠释 ,对理学先验论的批判 ,对理欲之辨的新见解 ,对程朱“借阶”佛老思想的揭示 ,具有反封建启蒙意义。在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的乾嘉时代 ,尤为可贵。     

黄宗羲与清初学术

在清初学术发展中,黄宗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以往学界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对其思想家身份的研究,而对于其复兴经学、修正王学的学术思想则关注不够,故学问家的黄宗羲面目稍显薄弱。黄宗羲不仅是深刻的思想家,也是扎实的学问家,其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主张复兴经学,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修正王学,建立基于气本论的人性论;开启清代浙东史学学风,创设学术史著述体例。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钱坫金石学研究述要

钱坫是活跃在乾嘉金石圈的一位重要学者。他一生阅览金石无数，学术积累丰厚，结合考据学盛行的时代风气，对金石学有深刻的理论思考。钱坫主张摒弃前代溺于鉴赏把玩的金石研究习气，掘发金石学服务于经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致力于考辨文字源流，证验古代经济社会制度、区域地理沿革等切于实用的学术研究。钱坫的金石学研究方法反映出乾嘉小学的发展水平与理念追求，囿于时代情形，得失互见，具有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典型特征。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论陈澧之原因析论

陈澧作为一个讲学著述终老的普通经生,在学术史上并没有像康有为等人能在晚清思想界留有重要轨迹,而钱穆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陈澧单列一章,并且致以＂拳拳向往之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陈澧所处的时代与钱穆相似,即他们都处于学风转变的特殊时代;另一方面是缘于钱穆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陈澧对于新学风的提倡而颇合钱穆＂求人才,转世运＂的殷切之望。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