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蒙古

孙中山论及的蒙古,包括内外蒙古地区,当时均属中国版图之内。在蒙古问题上,孙中山表现出坚定的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和主张,这主要体现在:孙中山关注蒙古形势,反对沙俄对蒙古地区的侵略;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得到了蒙古民族的积极响应;孙中山热切期盼蒙古民族的兴旺发达,希望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蒙古地区进入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阶段,恢复古老蒙古民族的骄傲。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外蒙古和内蒙古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政治走势不同。但是,孙中山的思想,对蒙古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当今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成吉思汗在古代蒙古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成吉思汗是一位使蒙古社会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伟大英雄人物,他深刻影响了古代蒙古文化的发展历程。他推动蒙古民族的形成,从而为古代蒙古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客观基础;他开创蒙古民族文字,在蒙古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采取“信教自由”的开明宗教政策,丰富了蒙古民族宗教文化;他主动吸收各民族先进文化,对古代蒙古文化注入“新鲜血液”,赋予蒙古民族新的文明和生命力。他对古代蒙古文化所做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     

20世纪中国蒙古《格斯尔》研究概述

20世纪中国蒙古<格斯尔>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格萨(斯)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蒙古<格斯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变异本研究、民族特色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     

20世纪中国蒙古《格斯尔》研究概述

20世纪中国蒙古《格斯尔》研究开始于 2 0世纪 5 0年代后期和 60年代前期。 8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格萨 (斯 )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蒙古《格斯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变异本研究、民族特色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     

论清入关前对科尔沁蒙古的统一与管理

科尔沁蒙古是东北西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蒙古族游牧部落。满族兴起后,从后金政权到清朝建立,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父子对游牧于黑龙江西部地区的科尔沁蒙古非常重视。为了争取这支强大的蒙古族部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先后采取了结盟、联姻、恩赏封爵、立法约束及划地编旗等策略使科尔沁蒙古由敌对转向归附,最后彻底臣服。在入关前,清政权基本上完成了对科尔沁蒙古的统一与管理。后金—清政权对科尔沁蒙古的统一与管理,为清统一蒙古创造了条件,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从清政府对喇嘛教的限制看蒙古地区政治态度变化

喇嘛教起源于印度，几经周折传入蒙古地区,并逐渐兴盛和发展起来。到清代蒙古地区的喇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清政府一方面大力扶持和发展喇嘛教．另一方面为防止喇嘛教势力过于强大，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20世纪前期青海湖地区蒙古族的宗教信仰

文章简要论述了20世纪前期青海湖地区蒙古族藏传佛教信仰活动及其对蒙古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民族性格的影响。     

提高高校蒙古文版学报质量的对策研究

为了进一步提高高校蒙古文版学报质量,利用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明确高校蒙古文版学报与汉文版学报既有相同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其向广大蒙古族读者最便捷、最准确地反映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科研动态等其他文字学报无法代替的特殊作用,为进一步提高高校蒙古文版学报质量方面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编辑队伍的素质、做好编排规范化、强化审读工作、突出办刊特色、采取积极主动的组织措施等对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蒙古戏剧文学概观

外蒙古现代民族戏剧文学是从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后生成并发展起来的,第一部革命剧是S.宝音尼木和1922年创作的历史剧《三多办事大臣》。外蒙古“国立中央剧院”于1931年建成,诞生了第一批剧作家和专业演员,从此蒙古民族戏剧文学步入新的发展轨道。从20年代外蒙古的戏剧艺术中能够看到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的影响,这对深入研究和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蒙古文戏剧文学及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从主题的深化谈青海蒙古族当代小说的发展

本文以青海蒙古族当代小说创作主题为主线,在阐述20世纪80年代青海蒙古族小说创作基本概貌的基础上,总结得失,并对青海蒙古族当代小说创作的现实意义与价值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苏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及经验教训

苏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包括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苏联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存在着国家行政干预过强、忽视民族文化中的人学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等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及大有裨益。     

季诺维也夫论“一国社会主义”

从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出发，季诺维也夫认为一国可以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他指出，马克思和列宁从来没有什么“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苏维埃俄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两个方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现实威胁，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最终免除这一威胁建成社会主义。他警示人们不要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当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有重大理论启示。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驳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总体上发展比较顺利。近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双边关系在不断推进和深化,两国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然而,由于受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俄实力对比差距、中国自身的失误及国际舆论的蛊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主要表现为“中国崛起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崩溃威胁论”三种形式。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共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文章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袁世凯在外蒙古自治中的外交政策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后,外患频频。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企图把外蒙置于俄国的殖民地。当时,针对外蒙古危机,袁世凯对蒙古进行安抚,希冀和平解决,同时寄希望于列强主要是俄国的调停。在中、俄交涉中,袁世凯在初期对俄的领土野心进行抵制,极力争取外蒙古的主权。但由于俄国的政治讹诈、国际环境的孤立,国内政局的动荡和为了政权的巩固,袁世凯最终妥协,放弃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只获得空头“宗主权”。但这种妥协是被迫的外交让步,并非单纯的“卖国”。     

试论1918-1920年北洋政府与俄关系

俄国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面临如何处理与旧俄政权的关系问题。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意图取消同旧俄政权的关系,并为此作了努力,其中包括停付庚子赔款、停止旧俄使领待遇及收回旧俄租界、旧俄驻华使领馆等。因列强公使团干涉,北洋政府的行动未取得预期效果;但行动本身对于中国与苏俄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183;七”惨案前后共产国际联吴政策的演变

苏俄、共产国际最初选择在华政治盟友时,曾经选择与吴佩孚合作。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又倾向于促成孙中山和吴佩孚联合组成中国政府。而"二·七"惨案后,苏俄、共产国际彻底结束了联吴及促进孙吴联盟的政策,最终选择孙中山为革命伙伴。新公布的相关史料说明,苏俄、共产国际上述政策是苏俄寻找在华政治盟友的过程中,试图将其外交目标与推进中国革命联系起来,与孙中山的联合则是这种努力的成果。     

从中美苏战略三角到中美俄战略三角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中美苏(俄)三个大国之间先后形成了两个独特而复杂的战略三角关系。两大战略三角对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它们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内涵、结构和走向,三大国在其中的地位、处境、作用和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中美俄战略三角并不是中美苏战略三角的简单恢复或延续。     

韩俄政治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随着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逐步演进的。历史上韩俄有过曲折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韩国实施北方政策,着力改善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韩苏建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韩俄两国在政治、经济、能源等各个领域积极发展交流与合作,韩俄加强合作有利于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韩俄两国在未来的合作中将有崭新的发展空间。     

试论胡适社会观念演变的思想根源

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对苏俄社会发展的认知始而冷静谨慎,继而心悦诚服地高度赞赏,后来抛弃曾经对苏俄模式的倾慕。自由主义的主要诉求、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影响、实验主义的立场及内心的民族主义倾向共同制约了胡适对苏俄的态度。胡适苏俄社会发展观感的变化是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一个缩影,他们对苏俄社会发展的不同看法,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显示出当时知识界的分化,隐藏着他们的政治认同,这也成为他们构造中国未来蓝图的重要参考资源,影响了他们对新中国的现实政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