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与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政府管理新模式,主张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来提升政府绩效,是经济理性在公共领域的传播和对传统公共管理的改革.这场改革的理念主要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因此,通过对新公共管理所依托的经济学理论的考察,剖析经济学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经济学对于新公共管理的意义.     

科学发展理性:中国转型社会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表现为科学发展理性,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对求解中国转型社会问题的最佳回应;二,对古今中西公共理性的扬弃和创新。科学发展理性的公共价值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公共组织的目标改革

在分析理性官僚制的内涵、外延、发展和完善过程以及针对官僚制所提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二者特质的比较和关系的重新审视,得出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不是替代性的关系,而是一种调适性的完善的结论。     

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概念考察及其启示

作为新古典主义管理学的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以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审视人类行为,据此提出的决策理论推动了20世纪管理学的发展。其倡导的"有限理性"与"满意解"在当今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中依然具有解释力。西蒙的有限理性是有发展过程的概念理论,反映出西蒙不同时期的思想内涵。1947年版《管理行为》、1982年斯坦福演讲《人类活动中的理性》、1997年版《管理行为》依次体现了西蒙对有限理论概念从提出到丰富的三阶段:为有限理性正名、探讨人类活动的理性与非理性、对有限理性再阐释。阐明西蒙对有限理性的概念从提出到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能为理解西蒙的理论框架补充一个纵向的维度与历史的视角。     

中国视角公共管理的发展、意义与问题论述

在中国持续深化改革背景下,将公共管理学知识本土化成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点,目的是发现中国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薄弱环节,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管理体系。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与历史过程,分析行政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概念及其两者相异之处,确定公共管理学的属性,将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向转为解决中国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     

公共管理哲学研究论纲

公共管理哲学研究的核心任务是从哲学反思与批判的角度研究公共管理生活。须以诠释公共管理哲学的定义为基础,认定公共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探究公共管理哲学研究的理论来源及实践依据;继而确定公共管理哲学研究包括公共管理生活、公共管理人性、公共管理利益、公共管理理性、公共管理价值、公共管理方法、公共管理发展等主体内容;进而阐明公共管理哲学研究具有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纵深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容体系和提高公共管理活动的自觉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价值。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比较研究——兼论其在我国的适用性价值

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整体性治理进行了比较分析,寻找公共管理领域的一般性原则与价值。结合我国的发展现状,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官僚制、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核心、整体性治理的协同与整合理念都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     

论管理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公共行政问题

西方管理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策略,对中国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影响巨大.但是,从行政生态、价值诉求、组织架构和技术工具四个层面分析,西方管理主义的理论原则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其不良倾向导致中国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合法性流失.因此,在未来的公共行政改革中,应当尝试用公共价值替代效率价值,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构建多元网络式结构,实现政治和行政的良性互动.     

理性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社会的理性建构

近代启蒙哲学家开创近代理性主义以来,理性思想经历了"独断论"、"批判理论"、"辩证理性"、"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性"等的历史演变,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家,从自己所抽象的理性理论出发批判、补充前人的思想,却难免从一个片面理论走向另一个片面理论,这种理性的历史演变虽难以穷尽,但其核心却揭示:具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应是一种肯定"技术理性"系统之外的"价值理性"系统存在的价值的理论.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肯定价值理性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培育理性精神,达成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实现理性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现代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及其理性思考

为进一步拓宽研究现代公共管理的思路,文章就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概述,以提供深入研究讨论的基本依据与素材。首先就国际公共管理理念与时间发展的阶段进行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现代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趋势,紧接着综述了主宰公共管理发展的主要理论,最后对公共管理实践模型进行了归纳与思考。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原因解读

从单一的公有制 ,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以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 ,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之一。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既有社会一般规律的要求 ,又有自身特殊国情的因素 ;既有理论的、实践的原因 ,也有制度的、体制的诸多方面的根据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西方舆论观演化的现代性理路

从启蒙运动到李普曼,西方舆论观发生了一个深刻的转向,即由倡导意见的自由市场转向对公众舆论的管理与调和。在20世纪主流大众传播理论的建构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宣传潮流的回归,舆论主导观念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与宣传研究走到了一起。舆论调查产生的结果是一种意见的集结化,而与原初互动沟通的公共性内涵有着本质差异。因此,在现代性的视野中,现代舆论调查已成为一种缺乏公共意蕴的舆论再现。     

学发展观的三重理性向度

为了显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逻辑和哲学特质,运用文献疏解与比较诠释的方法,对之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创造性阐扬,也是哲学理性精神在社会发展领域内的全方位彰显.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至少凸显了这样几个理性向度:一是以"对话扬弃"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二是以"人本生态"为判据的价值理性向度.三是以"发展创新"为要务的实践理性向度.交往理性向度表征了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价值理性向度揭明了其视人为目的的价值归依,而实践理性向度则体现了其以自主创新为宏旨的行动诉求.     

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

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正统观,其主要目的是为王朝更迭提供合法依据。战国中期邹衍创立此说;秦始皇借用此说以弥补法家思想缺少政权更迭和自然根据的不足。西汉中后期禅代之说再起,刘歆根据五行相生关系重新排列古代帝王系统,创立新五德终始说,成为“禅让”式政权更迭的理论依据,沿用达千年之久。从相胜到相生,五德终始说与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从无情化到有情有理化的转变如出一辙,作为自然理性的一种,它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论建构节约型政府——公共管理语境之检视

当前我国建构节约型政府基于特定历史场景:后现代主义的忧思、对落后发展观的反思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运思。这样的历史场景与公共管理范式的生态型政府理论、话语理论、市场化政府理论以及善治理论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立足于此种契合性,公共管理范式给予建构节约型政府的路径指向为:发挥公民社会的外动力作用,努力实现生态善治;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建设有限政府;重视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打造有效政府。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公共理性与社会和谐

多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不可通约性。如何使存在着多元分歧的公民能够就公共政策或法律法规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或形成某种妥协,以维护多元动态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即“多元和谐”,罗尔斯提出的关于公共理性的理论,对于我们从多元走向和谐提供了一个可取的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