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陈江风“五德终始”理论导源于“五行”哲学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久远的影响。而从其理论的应用与实践上看，却又十分混乱与玄奥，比如，同是一个夏禹，《吕氏春秋》所载五德终始体系记...     

“五德终始”说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一种哲学思想.它在历史上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罗思鼎却用反动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待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在其炮制的《评〈吕氏春秋〉》的黑文中,把《吕氏春秋》所讲的"五德终始"说,看作是"反映了儒家极右派——思孟学派的特点".他们说:"五德终始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变化的结果是退回到古代奴隶社会中去".罗思鼎以此证明《吕氏春秋》"实际上是用'杂家'的面目来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这是一种以折衷主义面目出现的反     

《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学说受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德终始说吸收了孔孟天命观思想中君权神授、前兆迷信等思想,把它作为帝王政治的前提,为新兴帝王的出现找到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五德终始说还在帝王统一九州所采取的制度——“五德”制度中对社会制度中的正朔、服色、度数、音律、政术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安排了一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力求达到“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效果。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与孟子等儒家代表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改为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把从今至古,从天上、水中到地上的万物神灵全部容纳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把天道与人事结合了起来,建构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一种著名的政治学说。     

“五德终始”说与中国政治神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五德终始＂的政治神学在每逢王朝更换之际经常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不过在周公＂以德配天＂和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论主导下,＂五德终始＂说及＂五帝＂、＂五色＂等等神学推演,主要都是发挥政治文化的象征符号意义。     

五行相胜框架下的四个帝德谱

古而有之的五行观念导致了以相胜为特征的五德终始说的产生,战国时代的齐人驺衍,是此种理论的集大成者。自战国至西汉前期,五德终始说一直是论证王朝正僭的主要理论工具。驺衍利用此理论,构建了一个从土德黄帝开始至火德周朝结束的,尚未完成一轮五行循环的帝德谱。意欲证明本朝统治天下合乎天道的秦始皇接受了驺衍的理论,他以本朝为水德,从而使驺衍版帝德谱完成了一轮五行循环。西汉前期的统治者也接纳了五德终始说,但德制前后有别。由高祖提出的汉为水德说获得了硕学张苍的论证,汉高祖—张苍版帝德谱意味着秦朝不在正统中。在文帝时代就已酝酿的德制变革,至武帝太初改制才获得了实现。武帝版帝德谱以汉为土德,恢复了秦朝的正统地位。这个帝德谱成为五行相胜框架下的最终定本,直到西汉末年新五德终始说产生后,才为新形式的帝德谱所取代。     

神性的缺失与初步论证--汉初至汉武帝时期政权合法性问题

"论证汉家统治的合法性"是西汉代秦后急待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故以方士和儒生为主的西汉知识份子分别依据"五德终始论"和"天命论"两种论说方式从不同角度论证着这一问题,从而初步论证了汉初至汉武帝时期政权合法性问题.     

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最早起源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其内涵主要包括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这种内涵反映到史学上则产生了历史正统理论,主要包括华夏之争、大一统思想及五德终始说。宋代君臣的正统观念与西夏李氏政权的正统观念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宋夏关系。宋夏长达148年的抗衡和战争,与正统问题的处理息息相关。宋夏和战是彼此力量消长的结果,双方政治精英的思想观点也起了很大作用。     

道德伦理的政治化与秦汉统治术

“德”没有进入夏王期的政治视野。殷商时期的“德”表现为宗教为政治所用的倾向。周人提升“德”进入政治序列，开创了以街道伦理为神学政治的新局面。邹衍五德终始说成为秦统一中国后的官方学术，对汉代的神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汉政治对五德终始说的认同，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刘邦承袭秦制，认同水德；二是汉武帝进行改制，以土德取代水德，对五德终始作出新的解释。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 ——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     

解读《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在我国流传最广,但先秦典籍中只有文字记载而无图案,加上文学的想象,把它作为神秘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历代学者争论不休。本文摒弃了它的神秘色彩,以辩证的历史观和自然观,从古代哲学、数学、天文历法等去审视解读,河图洛书是古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观察探索宇宙规律,将天文历法、数学和阴阳五行等汇集起来的综合系统,是我国最早的纵横图和宇宙结构模型,简明朴素而内蕴博大。     

从五脏五行配属关系的多样性看医学发展的轨迹

五行学说在进入理论深化的过程中 ,表现了广泛的渗透性。五行学说在向医学渗透的过程中 ,曾出现过不同的五行配五脏的关系模式 ,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对各种模式反复进行验证 ,才找出应用于医疗实践行之有效的五行五脏的配属模式 ,并反过来对东汉经学中的五脏五行配伍模式的定型产生了影响     

《三国志》各卷导读

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入传人物将近六百人之多。各卷之人物,有何共性？有何特征？有何背景？有何亮点？有何真趣？有何借鉴？不能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当今的年轻读者,往往难以得其门而入。此文对《三国志》各卷,作一深入浅出之导读。每卷导读200字,力求内容简明扼要,行文生动通俗。     

"三正""五行"本义辨--兼论上古史若干问题

"五行"是一年中阴阳二气消长的五个时段(五节),是古代司历的必备要素."三正"是以天、地、人为参照物而确定年首的司历方法.司历者必须同时掌握三正五行的理论,才能制定出符合人事活动规律的历书来.《甘誓》源于夏史官所记,非伪.改正朔服色与篡改历史无关.刘歆等伪造古史的可能性可排除.     

经济发展与战国秦汉之际法制建设的互动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国家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战国时期的列国及秦汉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方面的立法尤为关键。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为传世文献所记载,在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也有丰富的史料,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财政管理方面的法规都有所建树,表现了战国秦汉之际国家较为成熟的经济管理职能。     

用古代五行学说组建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

管理团队是近些年在管理学上的讨论热点 ,西方国家已对其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文章在阐述了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理论基础上 ,对企业内高层管理团队的角色进行了五形人的探讨 ,并对管理团队职位的生克乘侮关系和组建规模进行了分析研究。     

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

中国传统史学和政治有着特殊的关联 ,对王朝更迭和治道兴衰的历史现象的探讨 ,构成了对治国理论进行探讨的核心内容。“贞观之治”是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治世而非盛世。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 ,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 ,将自己时代定位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传统史学也是将贞观之治作为一个治世来看待的。唐代以后 ,治国者往往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 ,而是把贞观之治视为典范。     

现代性平台上的理性与革命——论作为现代精神现象的左翼文学

现代性是观测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平台 ,是一种文学史视野与方法 ;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历史逻辑的必然 ,是由“五四”多元启蒙理性向一元政治理性的演变 ;左翼文学是理性主义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段和特定区域的革命化展现 ,理性精神的时代要求选择了革命 ,革命选择了文学作为斗争的分野 ,是总体化现代性的一种时代演绎     

简论西周时期“阴阳”、“五行”在国家政治领域的运用

“五行”最早见于《尚书》的《甘誓》和《洪范》篇。《洪范》篇中的“五行”是被当做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提到的，可以说至迟在西周时期，五行观念已被运用于国家政治领域。阴阳观念在西周中末期与时令、自然灾害相联系，开始臧否王政，预测王朝命运，与后来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比较接近。阴阳、五行分别在物质生产、礼仪制度、灾异应对、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西周国家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