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突功能论看司法如何“扬弃”民意

刘易斯·科塞的冲突功能论为提出"司法扬弃民意说"提供了研究范式。我们从民意之于司法的角度分析其功能,包括民意影响司法理性和司法公正的负功能;民意制约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为司法提供多元参考价值、增强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正功能;进而为司法吸纳民意趋利避害提出扬弃的策略,包括对民意的甄别、民意的引导以及与民意的交流及反馈。     

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原因探析

从国家法律与社会民意、规范思维与普通理性、法律事实与民意认定的事实之间的冲突详细论述了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司法判决违背民意的情形,正确认识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的原因,也是提高司法权威性和司法判决社会认同度的基础。     

网络民意分析

在当前的网络语境下,民意的主要形式就体现为网络民意。网络民意具有极为广大的参与群体,使其在加强舆论监督,推进司法活动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网络民意存在天然的缺陷,又不得不对其进行理性的分析。     

司法的公众参与:司法回应民意的原则与机制

从保障司法的公众参与角度,研究司法为何和如何正确积极地回应民意,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回应民意机制,保障公民司法参与权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司法回应民意应坚持司法独立与依法审判原则、理性与客观公正原则和程序正当与审判公开原则,并改革司法旁听制度,落实公民法院旁听权。移植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拓宽法院吸纳民意渠道,参考吸纳理性正确的民意,改革和完善法院案卷信息和司法记录公开查询制度,接受公众监督。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机制之建构

司法裁判领域中的民意存在的问题有：民意表达欠缺合理性基础、正当的民意表达与不当干预并存、法院对如何处理民意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有必要建构一个司法裁判吸纳民意的机制,从民意书的主体及表达方式、民意书的提交与公开、法院对民意的回应等方面规范民意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尽可能多地在司法裁判中吸纳合理的民意成分,确保司法裁判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正。     

司法政策中的政治理性——以新拆迁条例中“司法强拆”为例的探讨

审视司法政策的理论蕴涵,需要我们首先将司法"陌生化",这就是要求发展出某种概念范畴或某种思维视角来更一般地表述和表达司法现实当中存在的规则。以新拆迁条例为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中的政治理性,其目的是为了支撑我们的政治传统的价值,其功能是为了创造、改变和维持司法政策的可能边界,而其方法问题则是如何妥当地解决"互惠"的权益问题而非合法的"强制"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司法政策问题、基本的法律与政治关系问题,不是有待完成的事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观念的展现与象征。     

社会转型期司法冲突关系的理性平衡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司法的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刚性与柔性、主动与被动等冲突关系,需要法官理性地加以平衡,回应社会转型时期当事人对司法的特殊需求,从而实现司法的功能。     

司法如何面对民意——对2001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案件”的分析

司法的三个维度要求司法必须吸纳、回应民意,但又必须与民意保持一定距离。对民意案件的社会背景和案件情况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其在分布、类型、元素、效应等方面呈现一定的规律性。正确认识并反思民意案件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司法应对民意的策略,可以促进法治建设的进步。     

论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

我国司法改革面临着一对主要矛盾: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同时又具有互补性.司法最重要的品格是独立,而民意的理性参与和监督,是司法赢得民众信任、从而真正走向独立的途径之一.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有机结合,为中国司法改革提供较好的路径选择.     

程序正义视角下网络民意参与司法的现实制约

网络民意有序参与司法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重要内容。程序正义是公正、权威司法的前提和基础,是任何参与司法的外部力量必须遵循的一道底线,由此成为网络民意参与司法的基本限度和现实制约。程序正义、程序理性及其正当程序机制,为网络民意非理性因素提供过滤机制,为网络民意实体正义倾向和实质推理进路提供平衡机制,从而促成并推进网络民意对司法的有序和有效的参与。     

论融入司法沟通理性的人民陪审制

近些年来,我国司法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我国的人民陪审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作为沟通法院和公民之间的桥梁,人民陪审制应有的传递公共理性、监督司法行为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民陪审制功能目标定位偏离,陪审员出现专职化和精英化倾向,"陪而不审"导致裁判结果可接受性降低等.陪审制最本质的价值在于它的司法民主性,因此,现阶段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制度,构建起法院和公民对话商谈的平台,在沟通中使公共意志和公共理性顺利进入司法,促进司法理性生成,保证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作用机理及本质探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意在特定条件下得以介入司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公正。法律的精神与民意的价值是一致的,依法裁判符合民意期待;但当法律精神与积极民意明显相左或缺乏有效的法律精神可资遵从时,以认真、审慎的态度依据承载积极民意的非规范性法源裁判,有其必要性。民意本身并不足以干预司法,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才能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在司法尚难有效独立的现状下,在刑事司法中考量民意,使司法与权力、民意之间构成三方制衡态势,或属相对合理之举。     

论司法的民意困境及其破解

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它在给司法带来有利作用的同时,也影响着司法的自治性、司法程序的主治性和司法裁判的既判力,使司法陷入民意困境。而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要破解这种困境,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前刑事司法回应民意的缺陷、不足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的建构在于原则与制度的有机结合。民意和刑事司法应该在沟通与协调中获得互相理解和支持,减少社会震动,降低社会成本（包括司法成本、民意成本等）,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司法中直觉的影响及其偏差规制

在司法过程中,现有的理论大都认为法官能够以完全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能够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得出结论。然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验证了直觉机制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价值。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过程,很可能也是理性与直觉共同参与的过程。但是直觉在司法中容易出现偏差,因此,司法中需要培养理性的直觉与规制非理性直觉。     

论大数据精准量刑对司法理性的精准描述

当前,实现量刑精准化的效果有限以及"类案不类判"等有违司法理性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准量刑。精准描述司法理性是精准量刑的重点;精准化量刑得益于司法理性的实现。在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大数据技术与司法适用充分结合等前提下,精准描述司法理性可分次序进行:量刑规范信息化—具体个案、类案精准描述—具体个案理性自由裁量—民众反馈司法理性。为此,应着力解决刑罚量的数值化表示、通过实证分析表达法官理性与民众生活理性等难点,以实证确定量刑起点、实证确定量刑因素作用力大小、实证辅助宣告刑的确定以及实证反馈司法理性等为实现路径,完善司法理性的精准描述,完成智能精准量刑目标。     

民意与刑事司法——由许霆案与何鹏案引起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在不断的觉醒。民意在对刑事司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其双重作用的分析,以期实现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和谐发展,实现法治的现代化。     

论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为真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嫌疑人的抗辩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相融合的过程。     

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及协调

民意对司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应该是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吸纳民意。吸纳民意应该以间接的方式实现,即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吸纳民意,通过增强立法的透明度表达民意,而不是由公众或媒体直接给予司法压力。     

论宪法监督司法化中的司法理性

宪法实施的不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宪法监督体制的不完善和缺乏可操作性。要使宪法监督真正获得实现,必须走宪法监督司法化道路。另一方面,宪法监督中司法权运用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因此对宪法监督司法化中司法理性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探讨。美国在这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