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是否促进了腐败 ——基于实验经济学的分析

基于实验室实验探究社会资本对腐败的影响,通过信任水平衡量社会资本,并引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探究抑制腐败的机理.实验包括信任触发和贿赂博弈两部分,其中信任触发实验用于触发不同的信任水平,贿赂博弈实验用于测量腐败程度.此外,在贿赂博弈中分别加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因素,通过负外部性和分组实现.结果表明,信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腐败程度的增加.其中,在低信任水平下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对腐败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而在高信任水平下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的抑制作用被抵消.另外,分组设置对企业腐败行为的抑制更有效,而负外部性设置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抑制更有效.     

政治信任的制度—文化归因及政府合作效应

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问题日益突出,是需要正视与解决的重大公共管理问题。本研究通过767个城乡居民问卷调查发现,公共政策评价和腐败感知显著影响政治信任。中央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社会信任、政治犬儒主义、权威主义价值观与媒体信任;本地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与权威主义价值观。政治信任能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抑制对抗行为。     

媒体使用、政治信任与腐败感知——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媒体政治信息传播语境下,媒体使用与腐败感知显著相关,官方媒体使用弱化了网民腐败感知,非官方媒体使用则强化了网民腐败感知。不同类型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差异显著,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非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政治信任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政治信任负向影响网民腐败感知。政治信任在媒体使用和腐败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放大了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腐败感知的负向影响,也削弱了非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腐败感知的正向影响。     

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存量与变化——1990—2010年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与社会稳定与和谐紧密相关。本文利用1990年至2010年间12个全国性调查的数据资料,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任的动态变迁。研究分析表明,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是一个具有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国家,并就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国公民的年龄与教育水平是影响其社会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     

高校学生资助对大学生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资助育人的视角,使用湖南省9所高校严格随机抽样2763位2015级本专科学生问卷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讨高校学生资助对大学生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助学贷款相比,助学金对大学生的社会信任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不同类型的高校学生资助让大学生在"政策获利"感知方面有重要差别,高校学生资助对于大学生信任水平的提升通过工具效应和偏好效应来共同实现.研究结论以期能够丰富资助育人的研究,为提高大学生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参考.     

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基于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样本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省金寨县614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的两种类型（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均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不利影响,缓解效应显著,且人际信任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制度信任。由此,提出完善宅基地退出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制定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建议。     

收入不平等与社会信任水平相关性:基于量化分析的实证检验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调查数据对收入不平等与居民社会信任之关系进行曲线回归估计后发现: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社会信任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单纯的正向或负向的关系,而是呈现三次多项式曲线即"N"型曲线的关系。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省份的收入差距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处于"N"型曲线的下行阶段,即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产生不利影响。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采用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地区城市居民信任状况调查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探究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及其维度之一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男生和女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和女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另外,年龄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就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而言,与客观社会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信任水平,这表明更为细致地探究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不同维度的关系有其必要性。     

社会信任分异：农民工与市民的比较研究

利用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差于市民,信任分异是他们行为选择的产物,背后隐藏的是生活经验、道德价值、资源保障等方面的相对悬殊。其中,社会交往、乐观主义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都有正向作用,但具体机制不同;社会地位仅对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影响显著。相比之下,社会地位高低是影响农民工信任水平的关键因素,而对于市民,社会交往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在城市信任培育过程中,除了从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社会交往和形塑道德观念入手之外,还应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     

当代大学生信任问题研究——基于某高校的调查

信任是当代大学生的一种宝贵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研究当代大学生对信任的认知状况,大学生的信任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大学生总体信任认知水平要高于一般居民的信任水平,大学生信任对象的结构呈现"特殊信任-一般信任-普遍信任"的层次,参加校内活动对大学生一般信任和普遍信任有着显著提升作用,普遍信任受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共同影响,一般信任更多受个人因素影响,特殊信任则多受家庭因素影响。     

社会资本视角下村改居社区反腐治理创新研究

受结构变化、管理滞后、监督不力等影响,村改居社区腐败形势相对一般社区更为严峻。社会资本以价值观、信任、制度等为基础,在社区反腐信息共享、精神铸造、行为促进、网络规范、秩序维系等方面有独特功效。鉴于村改居社区信任与道德规范社会资本、现代性社会资本、组织性社会资本等方面不足的现实,需要从居民素质培育、集体行动网络建构、现代性社会组织开发及制度建设推进等方面进行社会资本的优化,达到促进反腐主体自觉和扩展反腐行动网络,从而提升村改居社区反腐效能之目的。     

从思想到举措:中国防治腐败有效性提升研究

中国正值转型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腐败即为其中之一。根据西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转型期的腐败是很常见的现象,但要战胜这种困难得下大功夫。针对腐败问题,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成效并不显著。因此,有必要从思想到举措全方位地研究中国腐败问题,以西为鉴,特别是北欧、美国等国经验;继承和发展历史经验,尤其是汉唐盛世的监察经验;学习同为大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韩国等国经验,厉行法治,深入改革,提倡道德防腐,加强完善与腐败相关的立法,提高防治腐败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90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始终把反腐倡廉工作摆在自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首位,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的反腐倡廉建设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目前,党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反腐倡廉建设成就,但党内外的腐败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要继续强化宣传教育、创新行政体制、扩大社会监督,加大打击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反腐败的信心和勇气。同时还要继续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借鉴国际反腐倡廉的经验,为提升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实效奠定坚实根基。     

腐败网络:特征、类型和机理——社会网络理论视角的腐败及其治理

腐败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自从剩余财产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关于腐败及其治理,各国政府和广大学者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运用社会网络理论,通过分析"腐败网络"的类型特征和形成机理,探求腐败的内在根源和构成要素,提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对策建议.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腐败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成为人类的一大公害。本文以社会发展理论为依据 ,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腐败的表现、危害、成因 ,总结了全球范围内反腐倡廉的经验。尤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高层政治腐败的普遍性特征 ,并从理论层面上关注了发展与腐败的相互关系     

司法领域的腐败成因与对策研究

司法是避免权力乱用、保障健全的社会秩序的安全阀 ,整个社会的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的公正。司法领域的腐败是权力腐败的具体表现 ,是司法人员滥用司法权的结果 ,也是司法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所致。司法腐败是对司法公正的挑战 ,它直接动摇民众对法律权威的尊重与信任 ,进而危及国家权威和社会稳定。必须充分认识其危害性 ,采取有效措施 ,从制度、体制、观念等各个层面对司法腐败行为予以防治 ,以维护法律尊严 ,保障司法公正。     

中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的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公众信任对医疗卫生系统运行的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发达国家在该领域已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而我国尚未有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的研究。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调查,对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的信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的比例为25.2%,远低于对地方政府和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水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是影响其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的最主要的因素。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拥有较高的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和最低的医疗服务满意度水平。如果没有较高水平的公众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的信任状况将更加不容乐观。提高医疗服务满意度是提升我国公众对医疗卫生系统信任最为可行的政策措施。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主要制度架构及启示

在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尤其是加速发展时期,都会面临着腐败的侵蚀与影响,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与速度。世界各国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都积累了丰富经验,而新加坡作为以廉政著称于世的亚洲国家,作为与我国有着共同儒家文化基础、有着颇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的发达国家,其完善的肃贪倡廉的制度设计与除恶务尽的信心与决心,对于我国的反腐倡廉、治理腐败无疑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