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经济中心城市劳动力流动与体制选择——深圳特区流动劳动力管理研究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已分化成为四种不同的流动类型。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向乡镇企业的转移;二是“进城务工经商”;三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产业集中为拉动力的“打工者”;四是到西部地区拓荒的流动。其中,第三种类型为中国标准的现代化过程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它是当今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劳动力流动模式,也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一种流动劳动力组合方式。因此,在这一种流动模式上,最集中地表现出中国改革后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管理体制上的冲突。本文集中讨论了深圳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的流动及劳动力市场管理的体制成本,并以此为基础实证地探讨可能的劳动力市场体制选择     

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市场转型研究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模型

持续多年的市场转型讨论中存在两个重要的偏颇:1.几乎所有的市场转型研究都将1979年至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归结为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转型,而忽视了中国同时正在经历的以工业经济高速成长为特点的现代化转型;2.转型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迅速的变迁,而市场转型研究中往往将劳动力市场结构看作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将不同世代、不同时期参加工作的对象不做区别地放在一个模型里来分析市场效应。这两个问题都会导致研究市场转型对分层秩序影响结论的不可靠。本文提出了一个区分社会转型的现代化效应和市场转型效应的方法;同时提出应对迅速变迁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型研究模型的改进模型——APC模型。根据新的模型,研究发现,地位获得和代内职业流动中分别存在着现代化和市场化所导致的世代效应、时期效应和年龄效应;现代化转型和市场转型所影响的分层秩序存在差异,现代化效应更多地影响着职业的社会地位结构分布和代内的职业升迁;市场化效应则更多地影响不同所有制劳动力市场的分布;同时,市场化和现代化都对劳动力市场中职业的社会地位结构分布具有相互关联的影响。越晚进入体制外劳动力部门的个体收入之所以越高,是因为体制外劳动力部门从改革早期的次要劳动力部门逐渐成为核心劳动力部门,是体制外劳动力部门现代化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化的结果。     

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需要去标签化

"社会融合"是西方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在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研究中,通常更多考虑到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目前我国关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研究的普遍思路是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流动儿童对城市和农村的认知,或从城市认同的角度分析流动儿童是否对流入地产生归属感,是否形成了"当地人"的身份认同,进而推断其主观社会融合程度的好坏.尽管有学者提出了流动儿童多元身份认同概念,对城乡二元身份认同的前提假设提出了质疑,但突破城市融人身份认同的探讨不多.     

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

转型期我国教育收益率普遍提高,但其中的具体机制和过程如何,学界鲜有深入而详细的讨论。本研究结合具体的社会改革进程,从新结构主义视角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及其结构特征的变化,并以此解释了不同部门中人力资本收益模式发生变化的原因。国家规制性力量的作用、市场制度中的绩效原则以及与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关系,共同决定了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差异的基本格局。实证数据来自1996、2003年两次全国性社会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各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变化并不与市场化方向相一致,而是呈现出诸多社会转型期的非常态特征。人力资本收益率并非纯粹的市场化程度指标,它的变化还深刻地反映了转型期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和重构。     

论农民工权益的缺损与法律保障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成为必然趋势。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既减轻了农村的经济压力,又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然而,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工尽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是他们的权益保障一直存在缺损问题。这构成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不和谐之音。     

自雇者与受雇者的社会资本差异研究

研究社会资本在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有两个难点必须理清。一是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测量问题,二是劳动力市场内的不同就业状态(例如自雇与受雇)是否会对不同方法测量到的当前社会资本的生成产生影响。这对于全面理解社会资本理论以及社会资本在地位获得模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本研究论证了当前几类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在设计原理和测量功能上存在不同,研究者可根据研究目的和测量情境来设计和使用恰当的测量工具。本研究使用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中的广州数据,应用多个回归模型分析了通过三种方法测量到的讨论网社会资本、拜年网社会资本和饭局网社会资本在自雇者与受雇者两个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首先,自雇者与受雇者的讨论网社会资本不存在差异;其次,相对于受雇者,自雇者更主动地去投资并拥有更多的拜年网社会资本和饭局网社会资本。     

重庆社会科学院“劳动力市场社会学研究”课题组召开理论研讨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迅速转移和城市劳动力普遍流动,历史地提出了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客观要求。伴随这一主体市场的形成发展,人口流动、社会心理、人际关系、劳动竞争等方面,都将出现一系列社会学问题急待研究。因此在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重庆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劳动力市场社会学研究”课题被列为国家课题。该院社会学     

城市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困境及对策

随着大量的农村务工人员进入城市,许多原本生活在农村的儿童也随其父母进城成为城市中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群体在城市生活融入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不同群体及环境的"歧视"和排斥,从而出现了社会认同的困境.社会认同困境会阻碍流动儿童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城市社会各界必须对流动儿童采取扶持措施.     

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

一、理论与研究假设(一 )问题与理论背景在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 ,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层的基本问题 ,因而使得有关社会理论的研究重现活力 (倪志伟、① 马修斯 ,1 998 1 996)。笔者曾撰文从阶层间相对关系的角度 ,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 ,即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是其主要的特征 ;在经济机制发生极大变革的制度转型过程中 ,原有的再生产模式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 ;这种再生产的关系结构在改革前…     

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

本文针对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过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的一种新的解释：“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即政权的稳定导致干部权力的连续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干部权力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旧的传统体制下它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干部权力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主流是精英再生。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是像有些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减少由再分配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过程，恰恰相反，市场改革提供了这样一种干部权力转换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下有限的、受到特定意识形态严格限制的社会不平等，转化为自由市场条件下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绝对的不平等     

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的不同模式——市场转型分析模型应用于中国转型研究的修订

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引发的争论均关注同一理论问题:即市场发育程度与社会分层秩序之间的关系;因之亦导致了通用的讨论和验证模型。正是基于这个通用的讨论和验证模型,韦尔霍文在2005年试图对市场转型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然而,本研究发现:转型理论的通用讨论模型在应用于中国的转型分析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缺少对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控制,缺少对年龄与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交互作用的控制。由于这两类重要变量的缺失,导致了在转型讨论中核心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出现了偏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渐进转型的变迁”与苏联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转型”的差异,使得中国渐进转型下的初职获得与职业流动的分层秩序有别于激进转型下的分层秩序。本文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所采集的数据的支持。     

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对人口流动和迁移政策的逐步放宽,我国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潮。据统计,2003年我国实际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已达到9900万人,且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尽管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居住及生活,却由于种种原因不仅没有融入到城市中去,反而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近1亿的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这不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论农民工“回流”现象的原因及其消极影响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自由流动的机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移向城市。长期的异地工作,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很多的农民工无法融入当地城市,他们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后选择回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其负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农村劳动力的"回流"顺应了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加速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因此应该制定一系列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鼓励农村劳动力积极、合理和有序地回流,以减少或降低其产生的消极影响。     

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

在代际社会流动研究中,以代际之间优势的持续性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社会的数据也显现出同样的模式。作者认为,已有的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没有对在不同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性关系模式给出合理解释。作者从“再生产”和“统治”两种机制的角度,对关系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     

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的城市化

正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一步转移",在国家制度、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被分割成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与身份的变化过程。随着农民第一阶段城市化转移的实现,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焦点,也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和关注的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     

中国劳动力市场和青年失业问题探析

中西方劳动力市场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局面．通过非正规方式吸纳的人员，身份不被认同，也是不断遭受社会排斥的一个群体。青年失业问题，总是与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为获得工作而进行各种竞争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瞬息万变不仅给个人及其家庭带来风险，同时也包括社会关系及社会整合。     

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

在近年来的社会学研究中,农村人口的流动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主题之一。但是,以往的研究常常考虑的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农民走出土地的社会成因和内在动机,但却极少有人分析流动及由此而来的城市体验对流动者本人———农民的精神世界或个人现代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北京“浙江村”和与其密切相关的温州乐清市虹桥镇农民流动历史的考察,探讨了流动与城市体验对温州农民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变迁的作用和具体方式     

国企转制干部的社区化身份建构及其生成机制——基于上海市16名“社嫂”的口述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双重改革的进程中,上海部分国企干部转制成为社区干部——“社嫂”,并用其社区化的身份实践使“社区”替代“单位”成为连接国家与个人的新型组织通道。本文从社区的双重属性与个体实践的联结性视角出发,探讨这批国企转制干部的社区化身份建构及其生成机制。研究发现,社区的双重属性对“社嫂”在不同时期的身份转换具有差异化的形塑作用：政治性形塑了他们对国家身份的想象与认同延续;社会性赋予了“社嫂”新的身份意涵,重构了包括“社嫂”在内的社会大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社嫂”群体积极的社区实践也促进了其身份功能的发挥以及社区双重属性的弥合。同时,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可从国企转制干部的社区化身份实践过程中得以一窥。     

开封市留守妇女合法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三十六年后,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双转型的特定时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男性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已成为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开封市进城务工的农民人数逐年上升,开封市留守妇女数量不断上升,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并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留守妇女合法权益保障不力,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开封市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更关系到小康社会目标在开封市的落实。如何挖掘农村留守妇女的潜力,如何保障留守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开封市人民政府面临和关注的一个相当棘手的热点问题。开封市人民政府应积极探索留守妇女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建设的新举措,以便切实解决好开封市农村留守妇女合法权益保护问题。     

“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

本文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方式这一新的视角，对北京著名的外来农村人口聚居区———“浙江村”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状况进行了生动描述和深入分析。指出：浙江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的流动，它是带着综合性资源的经营者的流动。浙江村村民进入城市的过程是不断寻找市场和开拓市场的过程，并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以聚居为基础的产业加工基地，作者将这种类型的流动称为产业———社区型流动，文章还对这种进入方式形成的制度背景及其对城市管理体制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