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48年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二战结束后 ,美苏冷战加剧 ,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由原来“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中心的改革”转变为“积极扶植日本复兴” ,而 1947— 1948年是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关键时期。冷战与美国对日主导思想的变化、日本国内经济和社会状况、美国国内因素等三方面因素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它确立了美日冷战盟友关系 ,对美、日国内政治以及中国的内战形势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亲美附美政策,是抗战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内外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国民党对外政策的核心。在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国共矛盾发展和国民党统治机能强弱诸因素交互作用下,出于国民党统治和反革命内战的需要,国民党的对美政策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坚持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甘当美国附庸,获取美国全面援助,通过反革命内战消灭中共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建立全国性独裁专制制度,是国民党对美国政策的基点。国民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过程,既是美国由积极援蒋到消极援蒋直至弃蒋过程,又是国民党由统治优势至统治崩溃的过程,带有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及启示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根据不同形势的需要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力争使美国能成为国共两党矛盾的化解者,中国统一的支持者,但美国却顽固地坚持了"扶蒋反共"政策,致使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彻底破裂.探讨这一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对当今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有重大启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

战后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的方针成为中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严重障碍。在抗战胜利前后赫尔利公开声明扶蒋反共、不与中共合作的时期 ,中共对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政策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 ,但仍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而且斗争的主要锋芒是对蒋而不是对美。在杜鲁门发表声明、马歇尔使华之后 ,中共提出“有时也可中立美国”的策略思想 ,争取美国执行“中间政策” ,赞助中国搞联合政府 ,不干涉中国内政 ;并曾提出与美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的方针。在美国提出“军事援华”法案、进一步公开暴露其助蒋内战的立场之后 ,中共坚决揭露其对华政策的“虚伪性、帝国主义性与残酷性” ,直至公开宣布美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一方面作好对付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 ,一方面仍采取慎重态度 ,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中共对美采取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是中国革命得以胜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没有调整对美政策的意图

194 5年 5～ 6月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非官方会谈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共的对美政策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文章认为 ,194 9年初 ,中共的对美政策已经确定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会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 ,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外交试探。当时中共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建立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 ,中共并没有调整对美政策的意图。中美关系的对抗是必然的 ,不存在缓和的机会     

“在地化”与“日常性”:制度和生活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史新探索

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研究的开拓创新离不开对党史文献的开掘和利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是一部侧重于中共早期历史的档案文献汇集,虽在党史研究中得到充分重视和挖掘,但新闻史研究领域甚少关注。这套文献主要由中央分局、省级机构的政策文件以及地方和基层的日常工作汇报、工作总结等构成,对于探索中共早期新闻宣传制度、政策"顶层设计"以及革命日常活动的微观实践都具有重要价值。历史空间意义上,"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呈现了中共早期新闻宣传的"在地化"运作,涉及中央与地方的交互关系以及新闻宣传方式、成效等方面的地域差异,特别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隔和联动。时间意义上的新闻宣传关联着"日常性"过程,从中共组织史料中把握中共早期宣传部门及新闻机构组织、实施、管理和监督的"日常性"机制,有助于展示新闻宣传实践过程的历史经验,呈现中共早期新闻史的丰富面相。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之演变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事业,曾希望与美国实行合作,消除内战。但令人失望的是,美国政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制定了损害我党奋斗目标的对华政策,从而使我党由与美合作转为与美斗争。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这一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我党对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决策者。因此,研究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演变,对于研究我党对美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试论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建设的认识

费正清不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同时也是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观察思考,费正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几经变化：新中国成立前,迷恋与赞赏中共革命;新中国建立初期,拒绝与仇视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进入1950年代中后期,对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持不确定与批判的态度;中关关系解冻后,则转变为承认并理解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费正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识的嬗变,启示我们必须正确、理性的看待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

2017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极限施压与接触"战略出台。在该战略指导下,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从初期的极限施压迅速转向极限接触,后来又回归施压与接触并举,对朝实施"缓慢、稳步与忍耐"外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具有施压更极端、接触更极端、政策转变更极端和承诺更极端的特征。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也延续了美国对朝政策的传统。这体现在将朝核问题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优先议题,以及在朝核问题上主张以"大交易"的路径实现"完全、可验证与不可逆的无核化"的最终目标。这种延续性和差异性既体现了结构性因素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制约,又体现了在制定具体对朝政策时,行为体在结构制约下的能动性。结构性因素解释了美国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对朝政策选项的局限性和解决朝核问题态度的非迫切性。行为体层次上的因素解释了美国何时会选择接触以及在与朝接触的过程中,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美政策述评

对美政策是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外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阿登纳政府围绕主权恢复与加入西方、重新武装、经济重建、德国的统一、核武装等领域对美国开展了大量的外交工作,寻求美国的帮助与合作,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该时期的对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既有对美国的"依附"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是阿登纳政府为追求本国根本利益,进行实用主义外交的集中体现。     

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理论”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探索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理论"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从1922年到1927年,中共领导人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进行,第一步革命成功后必须立即转入第二步革命,且可能实现两步革命和平转变的认识。同时,他们也大体指出了实现两步革命直接转变的必要条件。     

国民党政府对新疆三区革命的政策

国民党政府对新疆三区革命的政策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的演变在不断变化、调整,即分别采取了以军事手法抵制三区革命发展的政策、试图用《和平条款》统一三区的政策、与三区武装对峙以待时局的变化的政策、向三区让步以维持新疆现状的政策。     

论章士钊的中共情结

章士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党人的关系及其中共情结有一个从初步建立、发展到进一步深化的演变过程,其深层原因,一是章士钊具有鲜明的独立人格和强烈的正义感,他不愿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客为伍;二是章士钊作为一名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共党人有着爱国主义的共同政治思想基础;三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对民主人士的关怀与重用,对章士钊的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与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推动中共对台政策演变、寻求第三次国共合作路径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周恩来正确分析和解决国共关系方面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了中共对台方针从武力解放到和平统一的重大转变;周恩来积极探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有效地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回顾总结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对增强新时期新阶段对台工作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中共对资本主义政策三次历史性转变

20世纪内,中共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历史性转变,而每一次转变都大大影响了中共的事业或改变着中国的历史命运.中共不但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奋斗,而且首先为中国的独立和工业化而奋斗.中共虽然努力按照社会主义方式改造中国,但一部中共历史,并非是简单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共的事业是在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方式的复杂关系中走过的.这是中国历史的辩证法.     

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的兴起

文章对苏联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兴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认为新疆三区革命兴起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与苏联在新疆的政策和行动密不可分 ,正是苏联利用地理、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有利因素 ,才使得三区革命一经发动就迅速演变为摇撼新疆国民党当局统治的政治巨浪     

中国共产党对富农的认识历程及政策演变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共对富农的认识历程及政策演变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中共对富农概念的界定、富农的性质是封建剥削者还是农村资产阶级的判断以及富农的划分标准；中共富农政策从打击、中立或联合到保存、限制直至消灭富农的演变轨迹；共产国际、联共（布）如何影响中共对富农的认识及政策制定，中共如何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富农的认识及其差异性。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如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等缺陷，且大部分研究只是还原历史真相，对中共富农政策演变对于历史上中共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当前农民政策实施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的研究比较缺乏。     

“一劳大”前后中共对国民党态度转变剖析

对国民党合作态度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不合作到党外合作再到党内合作的转变历程。在"一劳大"前,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国社会形态和革命性质的特殊性,转变了不与其他政党合作的态度。在"一劳大"上,中共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意向。"一劳大"后,随着领导工运斗争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尤其是遭受二七罢工的惨败教训,中共逐步领悟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最终实现了党内合作国民党的转变。     

美国文官录用中退伍军人优待政策的历史演变

美国联邦政府文官录用中对退伍军人的优待政策经历了早期联邦政府对退伍军人非制度性的照顾、两次世界大战后政策性的优待以及 1978年开始实行有限制优待政策等几个历史演变阶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 ,优待政策也经历了从无限制优待向有限制优待的历史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优待政策是以违背“功绩制”原则和牺牲文官素质为代价这一事实。因此 ,协调联邦政府文官录用中退伍军人的“优待”政策与“功绩制”原则二者之间的矛盾 ,仍然是新世纪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冲突与调适——华中根据地婚姻习俗变革中的国家与乡村社会

婚姻习俗的变革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结果,婚姻自由政策推行过程中伴随着革命、性别与传统的复杂纠葛。华中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婚姻自由政策与法令,但新政的推行遇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婚姻自由与革命整体利益的矛盾,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乡村习俗的制约,代际、性别矛盾等。婚姻自由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革命、传统、性别之间存在激烈的博弈与互动。面对种种制约,根据地将妇女权利的提升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尊重旧习惯,利用旧形式,使革命政策尽量与传统习俗相适应;在婚姻变革实践中发挥上层阶级与宗族势力的作用。革命既为妇女带来了婚姻自由的契机,同时也借重于女性的力量;革命既改造着传统婚俗,又受到传统习俗的严重制约。妇女在稍许挣脱传统婚姻陋俗的同时,又不得不服从于革命整体利益。根据地婚俗变革的措施,对当今农村的婚姻、妇女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