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研究——基于陕西4个安置社区的调查

在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的特征和背景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城乡联系特征、搬迁特征、农地权属认知、承包地特征等在内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分析框架。根据陕西渭南、安康两区(县)4个搬迁社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高。若政府给予一定补偿,57.19％的搬迁农户选择退出承包地,说明建立健全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已具有一定的需求基础;搬迁农户在安置社区定居意愿较强,但身份认同不足。运用Probit模型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有城镇定居意愿、城市身份认同及离农程度较高的搬迁农户, 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较强;（2）搬迁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对其农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认为搬迁后承包地权益不会受损、承包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搬迁农户,其退出承包地的意愿更强;（3）搬迁时间和耕作半径增加对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4）已经完成确权、户主年龄较大的搬迁农户退出承包地意愿更强。最后,提出建立健全搬迁地区土地承包权退出机制,重视搬迁农户的社会融入,稳定搬迁农户预期等对策建议。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路径研究——基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群组比较

本文基于2022年81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路径，并对比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农户影响路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受家庭特征、土地特征、认知特征及承包权退出补偿条件特征影响，其中承包权退出补偿条件特征影响效应最强。（2）土地特征和认知特征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产生影响。（3）不同年龄阶段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影响路径也略有不同。因此，应依据农户特征探索分类型、分阶段、多样化的土地承包权退出路径，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户实施差别化退出激励政策及补偿政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公开土地承包权退出补偿信息与制度。     

产权认知、家庭特征与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情况是影响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通过对陕西关中地区的58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研发现,43.62%的农民认为自己有土地占有权,95.2%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土地使用权,94.5% 的农民认为自己有土地收益权,63.1%的农民认为自己拥有土地流转权。而49.48%的农民愿意用承包地换经济补偿,24.83%的农民愿意用承包地换城镇户口,14.14%和11.55%的农民愿意以承包地换城镇住房和城镇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险。另外,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农民对土地占有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对土地收益权和流转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对土地使用权的认知状况对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除此之外,农民的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供养率越大以及有子女在城镇上学或工作的,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越强;农民承包地的面积越小、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低以及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越近,其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越强。     

农地确权提升了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吗？——基于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的分析

农地确权是中央从深化农村改革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确权不仅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也影响其承包地处置。基于苏、鲁、皖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促进了经营权退出,但却抑制了承包权退出;经营权退出在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农地确权后,农户一旦选择流出自己的土地,就不会轻易选择退出土地承包权。因此,在“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下,政府需要系统评估农地确权的制度绩效,将经营权退出和承包权退出联动考虑,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风险预期、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江西省456份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省456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借鉴目标设置理论,实证分析风险预期、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农户面对宅基地退出决策时表现出较强的风险规避,风险预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不同程度的风险预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轻度风险"对新一代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作用,而对老一代农户有负向影响.生计资本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起到正向影响,且在风险预期和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生计资本的这种调节作用也存在代际差异,表现为生计资本对新一代农户起到更强的调节作用.基于此,建议统筹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组织农户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进而提高农民的生计能力,构建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机制.     

承包地退出规则之反思与重构——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为中心

农地“三权分置”视阈下,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和土地承包权的有效退出是缓解农村人地矛盾、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两种不同思路。鉴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尚未形成且功能有限,形塑承包地退出机制确有必要。土地承包权是兼具财产和身份要素并承载社会保障功能的复合型权利,由此决定承包地退出必须慎重对待。在立法体例上,应坚持土地承包权退出事由法定原则,同时厘定承包地收回“原则禁止与例外允许”二元模式,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收回事由。在立法内容上,完善自愿交回和依法收回规则,承包地自愿交回在法权关系应表达为土地承包权的抛弃或转让,抛弃土地承包权须以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土地承包权转让给发包方以不超过剩余承包期限为原则,不影响农户成员资格和再承包权,应成为主要退出方式。“依法收回”可分为身份性收回和非身份性收回,身份性收回包括因户口迁移引起的收回和因承包方全家消亡绝户而收回,非身份性收回又分为因承包地灭失、承包地被征收而收回。为保障土地承包关系“大稳定、小调整”的格局,构建承包地退出制度的法定事由和程序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分化下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差异性研究——基于江苏省886个样本数据

利用江苏省886个农户调研样本数据,基于农户分化下研究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差异性,首先通过交叉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差异性,并利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主要影响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有农民宅基地产权归属认知、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户家庭所在区位性质、农地流转情况、农户家庭类型、家庭规模及受访者年龄7个因素,基于此提出宅基地退出工作应倾向于中远郊地区、对退出农户实行各项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措施解除农民后顾之忧、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实现多样化安置补偿方式选择等政策建议。     

农户分化、财产价值认知与宅基地退出行为

基于长三角地区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受偿方式选择的影响路径,进一步探讨了财产价值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财产价值认知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11.85％;(2)农户分化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城镇房屋置换补偿方式的选择,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一次性货币补偿选择,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7.05％和12.70％;(3)相比较于远郊区,近郊区农户分化对宅基地财产价值认知和退出意愿都更加强烈,两个区域农户在受偿方式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基于此,建议政府通过拓宽宅基地退出后农户的就业渠道、加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宣传以及制定多元化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等措施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探析

基于福建省402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对农民工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及退出条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揭示出影响农民工承包地退出意愿的显著因素。研究表明,对农民工土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城镇定居意愿、人均耕地面积、地区经济状况、村距最近县城距离、农田灌溉条件、农地流转情况等,据此提出了促进土地承包权良性退出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分化下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及选择偏好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314个农户调研

基于农户的调查数据,用独立性T检验描述性分析农户退出选择偏好差异性,并采用Logit模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农民性别、家庭规模、家庭年总收入、农户脱离农业程度、家庭供养系数以及宅基地政策了解度等因素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是影响其退出意愿的主要因素。针对该结果提出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弱化土地保障作用、建立满足不同类型农户需求的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机制、建立合理的补偿标准及有偿使用制度等政策建议。     

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意愿调查及政策建议

以农村宅基地退出制度的历史考察与法律解读为研究起点,分析透视农村宅基地退出制度面临的困境。通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意愿的“百村调查”得出结论：补偿是否合理、公平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关键;货币补偿中要“以高于商品性住房的价格进行补偿”,实物补偿中要“以高比例进行房屋面积置换”是大多数农户的心理预期。针对调查结论,政府在鼓励和引导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过程中,要把制定完善宅基地退出与补偿的法律法规,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建立宅基地退出的动力机制以及保障体系作为重点工作。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研究———基于山东省和福建省两地农户的调查

以山东省和福建省为例,通过农户调查对两地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比较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探索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实施机制,为保障农村居民点整治的顺利开展提供借鉴.结果显示,两个样本区农户居民点整治意愿都比较高,普遍对居住环境改善的期望较高,并且补偿方式上倾向于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在土地处理方式与安置方式上有不同的诉求:在土地处理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农户较为愿意将其土地全部征收,多数愿意转为镇民,反之,农户只较为愿意进行居民点整治,转为镇民的意愿较低;在安置方式方面,虽然都较为愿意选择就地集中改造建村或新建中心村,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存在部分农户倾向于选择获取补偿自行进城购房的安置方式,反之则不存在.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效应量评估

有关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研究由于区域选择、模型方法、测量方式或具体研究内容的不同,研究结论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为厘清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及其效应,推动宅基地有序退出,在纳入18篇实证文献、137个效应值、78 934个独立样本进行 Meta 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宅基地确权、所在地距县城距离及是否在城镇购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家庭年收入、宅基地面积及是否在城镇购买住房在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随时间变化作用强度也在变化,且不同区域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作用程度不同,应当根据地区差异对农村宅基地退出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引导。     

农业生产培训能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吗?——来自12省2340个农户的证据

在“土地抛荒”和“毁约弃耕”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信心成为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12省(自治区)2340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Cloglog模型、IV-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农业生产培训对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生产培训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培训对大规模农户和高教育程度农户的影响更大,且仅对于高收入农户以及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扩展性分析发现,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农户计划经营规模.因此,在规模化经营过程中要强化农业生产培训,而且培训中应考虑农户和地区差异.     

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旬阳农民调查为例

宅基地退出应尊重农户意愿.以陕西省旬阳县13个村200户农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及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退出闲置宅基地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户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对陕西省将推出的宅基地退出政策了解程度等因素对农户退出宅基地意愿影响较明显,在给予农民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八成以上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基于该结论提出建立退出激励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建立宅基地约束及有偿使用等措施退出宅基地.     

代际视角下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分析——基于陕西省关中地区1177份问卷的实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是党中央对正确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探索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是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基于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研究梳理，以关中地区1 177户农户为研究对象，构建宅基地退出意愿和个人现实特征、个人情感特征、宅基地现实特征的二元模型，包含农业收入占比、情感依赖、宅基地经济增值等16个具体变量，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与多重共线性诊断进行各因素的显著性分析，对不同代际人群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个人情感特征对农户退出意愿影响显著，并且不同代际之间差异性明显；(2)个人情感特征、个人现实特征、宅基地现实特征对于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显著程度和重要性逐渐递减，并且不同代际均受其特有的价值观和实际情况的影响，如“落叶归根”的情感、“宗族继承”的观念、“家庭生活需要”的现实压力而产生与其他代际相反或相差较大的特征。最后，从制定分类型的差异化退出模式出发，以指标互补、产业再生和休闲共享等策略对宅基地退出后的保障与补偿进行探讨，为解决城乡要素流动不畅等...     

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以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利用 CLES团队 2020年在苏北调研的 101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 Logit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下影响农户作出宅基地退出选择的重要推力和拉力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1)家庭生命周期是影响农户作出宅基地退出决策的重要因素,按照退出意愿强度大小可排列为：稳定家庭 ＜ 空巢家庭 ＜抚养家庭 ＜扩大家庭 ＜赡养家庭;(2)老人比、户主受教育年限、农地转出面积占比等因素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重要推力因素,而家庭恩格尔系数、家庭平均年龄和宅基地继承认知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重要拉力因素;(3)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家庭选择退出宅基地的推拉力因素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农地流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855户农户的调查结果分析

基于江苏省855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对转出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最高,其次是未流转户,对转入户的退出意愿呈负影响;由于农地流转所产生的转出户数量远远高于转入户数量,所以整体上有利于宅基地的退出;此外,户主的教育年限、村干部身份、家庭外出劳动力比例、拥有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为正,家庭65岁以上人口比例、农村房屋现值对退出意愿的影响为负。为了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首先,应将农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置于同一框架内统筹部署,通过完善流转服务和经济激励使农户自愿转出农地,进而促进宅基地退出有序开展;其次,为转入户及未流转户提供全方位、优质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减少其对宅基地生产辅助功能的依赖;最后,提高农村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建设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并公平补偿被拆房屋和宅基地。     

农业机械化与经营权流转提升了农地退出意愿吗?

文章将农地退出分为部分退出、全部退出两类,利用黄淮海农区816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可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内生Probit模型,估计了农业机械化、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农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考察了农业机械化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退出意愿的差别化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部分退出还是全部退出,农业机械化对农户农地退出意愿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流出土地的农户相比,未参与流转或流入土地经营权者更愿意退出农地,经营权流转对农地退出既有替代效应,又有激活效应。上述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而且农业机械化对于流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户的农地退出意愿提升作用最大。为了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要在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同时,探索建立土地承包权转让市场,为离农、进城农户自愿退出农村土地提供制度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