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及美国的应策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际关系发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与其管辖权紧密相关,是主权国家在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必定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方面,检察长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检察长在调查和起诉方面享有巨大权力,使得有些国家有所顾虑,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最持怀疑态度的,就是美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既是国际刑法范畴问题,也是国际法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的补充性原则和启动机制方面的规定,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请求引渡的依据及法律障碍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从一开始就与积极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的人道主义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国际刑事法院要实现对国际罪行的有效管辖,就必须借助引渡形式。但国际刑事法院向《罗马规约》缔约国提出引渡请求时,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有战争罪的过渡条款、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罪名修正案的接受、缔约国承担的对第三国的国际法义务等。作为《罗马规约》非缔约国,中国可依据双重犯罪原则、《规约》补充性管辖权和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引渡请求权。     

试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非缔约国的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行使管辖权,是主权国家让渡部分主权的结果,未对非缔约国主权造成冲击,众多的国际公约中都含有管辖非缔约国国民的条款,实践中也不乏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管辖非缔约国国民的范例;《罗马规约》中体现补充性原则的条款为非缔约国维护权益提供了便利条件;《罗马规约》中的个别条款对非缔约国是不公平的.但从总体上讲,法院对非缔约国国民行使管辖权具有合法合理性.     

试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是世界上第一个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其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直接影响着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关乎国际义务与国家主权的均衡协调。《罗马规约》对于管辖权补充性原则进行了多层次的规定和要求,但同时也存在有关非缔约国主权、案件不可受理性和“一罪不二审”的例外与冲突。对于检察官重复启动调查、起诉程序以及修改、追加指控或代之以较严重的指控的权力,应当实施限制次数和间隔时间的制约措施。     

刍议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分为属人管辖、属时管辖、属地管辖和属物管辖四方面。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但国家主权先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与中国主权之冲突根源及其对策初探

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中国主权构成潜在威胁,其根源在于:普遍管辖权的蚕食因素、启动机制的强制因素、战争罪的衍生因素以及程序性审查权的优势因素。中国政府应当顺应国际刑事司法发展趋势,反思和修正绝对主权观,并加快国际犯罪国内立法进程,健全国际犯罪追诉机制,以有效屏蔽国际刑事法院的威慑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对惩治和威慑严重的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积极的法律意义。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必然涉及主权国家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归根到底与国家的主权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一直是国际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应结合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性质特点,完善相应的国内立法。     

论《罗马规约》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1998年 7月 17日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外交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作了规定。但《罗马规约》的规定也产生了一系列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如《罗马规约》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 ,与其他国际公约的冲突 ,以及《罗马公约》产生的安理会与非安理会的冲突等 ,只有解决好这些冲突 ,才能真正发挥国际刑事法院的效能     

中国国际法学会2000年年会暨"展望21世纪国际法发展"武汉研讨会综述

20 0 1年 4月 16日至 19日 ,中国国际法学会2 0 0 0年年会暨“展望 2 1世纪国际法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春意盎然、风光旖旎的珞珈山麓———武汉大学举行。与会的 170位国际法学人既有来自祖国各地和香港的学界精英 ,也有国外的著名学者。会议围绕 2 1世纪国际法发展这一主题 ,就“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主权原则”、“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问题”、“互联网对传统管辖权规则的冲击及电子商务”、“建立中的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国际贸易法的新发展”、“人道主义干涉与国家主权”、“国际金融服务的法…     

国际犯罪构成探析--以卢班加战争罪分析为例

犯罪构成理论无疑是刑法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诞生”之日起便异见丛生，不仅在各大法系之间，仅是在各国内部各刑法学者之间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国际刑事法院设立和缔约国的广泛加入似乎预示着各大法系犯罪构成理论存在着某种共通性，而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第一案“卢班加战争罪”的判决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更坚实地表明各大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国际犯罪构成理论之间存在着同质性。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管辖权问题

普遍管辖权是近年来在西方流行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思潮。这一思潮的核心 ,是强调通过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对国际关系进行制度安排和规范约束。持这一主张的人们认为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 ,国际社会应该对涉及人类行为的行为实施超越国家主权的普遍管辖权 ,特别是对于当今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违反人道主义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罪行 ,罪犯不能以主权豁免和国界神圣为由逃避惩处。当前 ,普遍司法管辖权的理念不仅对传统国际法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不断地被以各种形式付诸实践 ,对国际政治的发展走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国际法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述评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７日，联合国外交会议在罗马经过五周的激烈讨论，决定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①。该常设国际司法机关一经设立，将对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使国际司法管辖权。这次重要的外交会议除了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以下简称为《规约》）之外，还通...     

论我国采纳“先受理原则”的可行性

自古以来,先受理原则一直对解决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起着积极作用。先受理原则及其例外源于罗马法的诉权与既判力理论。其后,大陆法系依据既判力发展出先受理原则的预期承认理论,英美法系依据国家主权把先受理原则与既判力相互独立。可见,各国致力于克服先受理原则的僵硬性强、容易导致恶意拖延等消极作用。我国目前不禁止未决诉讼,但肯定既判力理论,强调国家主权。因此,出于理论基础的契合,我国有采纳先受理原则的可行性。     

论补充性管辖原则及其本土化

补充性管辖原则是指当一国国内的司法系统不能正常、合理地运作,从而使得该国难以有效地对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时,由国际刑事法院或国际法庭行使管辖权的管辖制度。区际刑事管辖冲突是指由于一国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导致不同地区在对同一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时发生冲突。我国当前的刑事管辖冲突主要表现为大陆、香港和澳门三地区之间的刑事管辖冲突。补充性管辖原则的本土化是解决我国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有效手段。     

《罗马规约》修正案对侵略罪管辖权的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首届<罗马规约>审查会议通过了<罗马规约>修正案,明确规定侵略罪的定义和对于侵略罪行使管辖权的条件,赋予联合国安理会对于侵略行为的部分认定权.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国际刑事法院对于侵略罪行使管辖权的条件,选择适当时机早日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税收专约争议仲裁机制评判与启示

国际税收专约争议的解决长期以来仅局限于相互协商(MAP)程序,低效率和单一化已不适应发展需要。2008年后,OECD和UN新税收专约范本,均引入仲裁机制。税收事项牵涉缔约国国家税收主权,传统上不敢轻易"仲裁"。但税收专约争议仲裁独具特色,是国家主权的合理让渡,其实质是MAP程序的诞生,并非独立的仲裁。仲裁加深了缔约国双方的协商力度,以准司法化的手段解决争议,既捍卫国家主权,又维护纳税人利益。     

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咨询案：背景、法理及溢出效应

“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委员会”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发起气候咨询案,意图利用法庭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的解释,要求缔约国承担责任以保护和保全受气候变化损害影响的海洋环境。海洋法法庭气候咨询案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因其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项下,未来可能利用该公约第十五部分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裁决争议,弥补《巴黎协定》的治理机制不足。但是,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辖权、气候咨询案的咨询主体、授予法庭管辖权的“协议”都存在重大争议。同时,我们需要警惕其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即海洋法法庭对咨询管辖权的滥用和南海周边国家可能借助气候咨询案挑起新一轮“南海争端”。     

国际刑事法院吓阻国际刑事违法行为的能力:一种理论上的评估

许多从事国际刑事司法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人士,包括为国际刑事法院工作的人员,都宣称国际刑事法院具有吓阻力,且有能力剥夺国际刑事违法行为人的豁免权。这些人通常假定了国际刑事法院具有强力吓阻效果的可能性。但是,鉴于21世纪危害人类罪的日益高涨,上述主张仅是充满希望的宣告而已。文章立基于犯罪学视角及其解释,主要检视了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刑事违法,尤其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的潜在抑制效力。为此,我们展示了当前吓阻理论的研究状态,并评估其能否产生以及如何产生前述人士及国际刑事法院自身所认定的实效。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战争罪中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成功审判战争罪犯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又成功审判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构成的战争罪。国际社会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谈判过程中,基于规范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尝试性地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战争罪,成为部分国家对《罗马规约》投反对票的理由之一。事实上,联合国安理会以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准确界定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并严格掌握法律适用的标准及规則,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作为战争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内不应引发更多的歧异。     

清代澳门中葡司法冲突

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最早受到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清代中葡政府在澳门司法管辖权上的冲突,既是国家主权之争,也是不同法律文化的交锋。正是通过澳门,中国司法启动了与国际接轨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