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辽宁省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体系建设

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工作是作出制度安排,进行良好的、科学的制度供给。辽宁省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体系建设方面成效显著,主要建立和施行了以法治政机制、政务公开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和社会救助机制。为保证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序推进,除继续完善已有各项机制外,还需推进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财政保障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等制度体系建设。     

再论政府行政方式的战略性选择--加盟WTO与实现我国行政法治化的对策分析

行政法治化是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在行政方式上达到遵行法律权威的一种文明状态或程度.入世是市场经济迈向国际化的选择,也使行政法治化的任务更加紧迫.为此,必须改变行政观念,构筑法治行政的理性平台;完善法律体系,为法治行政提供制度保障;规范行政程序,予法治行政以"阳光”内涵.     

农村福利供给变迁研究——以华东地区一个村庄为例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华东一个村庄32年(1980—2011年)的福利供给体系进行微观分析,发现了村庄福利供给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和农村集体福利缺位的情况下,土地成为农民最重要的福利供给,而宗族福利功能的逐渐恢复和市场功能的渐渐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福利替代;改革深化时期,村庄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福利供给的雏形,国家强化对农村福利供给的责任,市民组织和新型集体等制度安排也提供了福利补充。因此,新时期我国农村福利供给体系的重构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的现实,在政策上引导正式福利资源和非正式福利资源有效结合,构建包括政府、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寺庙、家族和地方性力量等)、市场力量以及市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化农村福利供给体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质上是行政权力的重新设定和配置,限制规范行政审批权力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法律,法律是最坚实、最稳定的笼子.因此,破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难题,需要引入法治思维,坚持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手段.遵循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包括:修改完善以《行政许可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依法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依法规范行政审批权力运行.     

行政私法中的公私分立———公租房申请审核与租赁领域的规范分 析简

公租房供给所属的给付行政领域有别于传统行政任务领域,对其“行政私法”特性应从行政法理上予以认真对待。而当前我国公租房法律规范因对于该领域“行政私法”特性及“公私交织”情形的无意识,基本上处于一种立法乱象。为革此乱象,须从法理上予以缕析、澄清。借助“双阶理论”的分析工具,公租房申请审核与租赁领域将展现为行政许可的公法行为与签订租赁合同的私法行为两阶段法律关系。该“前公＋后私”法律关系格局的界定将使法律对特定情形下法律效果及其请求权行使情形的规定实现法治化与秩序化,即在公租房供给中实现“公私分立”,使“行政的归行政,私法的归私法”。同时,此种适度融入法理分析的新型立法理念应在今后立法中予以贯彻,以更好地实现法律规制。     

中国虚拟经济制度供给模式之转变

“虚拟经济”在中国经济学界已经是人们广为接受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与实体经济相对的以金融证券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形态。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虚拟经济开始滋生并渐趋发达。然而,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中国虚拟经济既往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供给模式是“以国家主义为中心、以行政控制为主导的强制性供给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今后中国虚拟经济的制度供给,必须向“多元、开放和法治的制度供给模式”移转。而实现这种移转的关键,在于如何削弱目前政府对虚拟经济的过度控制与干预,弱化政策的功能,建立真正符合市场自身逻辑的法律制度,并实现市场治理的法治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行政发展目标的结构设计及其逻辑体系

行政发展目标是对行政发展的总体设计和远景规划,是以当时历史任务为中心的宏观叙述,是对"向何发展"的回应和解答.行政发展目标的结构设计和逻辑体系以行政价值序列优化为逻辑起点,以行政组织结构创新为桥梁和纽带,以行政职能体系发展为逻辑终点.     

社会福利视野下的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及社会福利行政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低层面的子系统,是以政府为主要责任主体的社会政策,其目标是保证被救助者的基本生活.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目标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社会福利视野下,必须对社会救助的目标进行必要的提升与定位,摒弃生存型救助,向高层面的发展型福利目标转变,即从单一维持基本生活的救助转变为多层级的发展型福利供给.发展型福利视野下的社会救助在内容、组织、手法、管理上都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及社会服务中都应该有相应的管理与实施行政.     

美国法中的福利概念研究——从福利行政概念的误解说起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呼唤福利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变革。我国行政法学者普遍认为福利行政的表述源于英美法,但缺乏对美国法中福利概念与福利行政概念的深入分析,从而出现了一些对福利行政概念的误解。从《布莱克法律词典》、美国成文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经典判例等资料来看,美国法中的福利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福利通常指公共救助,针对经济上的贫困者。广义福利除包括公共救助外,还包括社会保险与其他福利。不同类型的福利,有可能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切不可忽视福利与福利行政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已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这一制度使行政机关受到具有强制力的监督,对实现依法治国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支持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仅有法理、宪政的依据,而且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应积极着手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支持公民维护社会正义之举,使国家、社会的利益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关于构建我国药品管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探讨

随着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实质性开展,公民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对于权益的保护意识逐步从私益向公益延伸。近年来药品安全事件频发,传统侵权损害诉讼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公益保障需求,为避免药品管制过程中行政权力滥用与不作为情况的发生,药品管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几成定局。基于此,应当依托当前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大背景,以药品管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研究对象,对原告主体资格认定、制度模式、举证责任以及奖惩措施等问题提出具体设计。     

行政法律制度变迁与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行政对行政法律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对行政组织制度的影响 ,表现为继续推行传统的行政组织制度化和法制化的同时 ,注重培养非政府公共管理部门 ,即“第三组织” ;行政行为制度应当回应以相对人为中心的新公共行政理念 ,注重相对人的参与与民主化 ,注重非强制行政行为的运用 ;行政程序制度的崛起是新公共行政理论对行政法律制度影响的又一具体体现 ;行政法制监督和行政救济制度的加强 ,监督对象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是新公共行政的必然要求。     

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公平观及其建构路径

我国行政公平观的建构以“以人民为中心”为逻辑起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党对行政公平人民性的追求以及政府公共性等多重逻辑的内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公平观由满足人民发展需要的机会公平、公平对待人民群众的程序公平以及实现人民核心利益的结果公平三要素构成。它通过强调公共行政的人民性价值而实现了对新公共行政范式的行政公平观的超越;其建构路径可以从个体、制度与文化三个维度进行探索,具体包括强化个体对行政公平观的认同、加强对个体的行政公平教育、构建公平行政的制度约束体系以及营造公平行政的文化环境氛围等。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府行为选择——以给付行政的发展为视角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政府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民众生存、发展提供各类给付,政府行为方式应从传统的高权性管理手段向柔性行为方式转变。因此,给付行政的发展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至关重要。从对象上看,给付行政应分为对个人提供特定形式的给付和通过兴建公共设施等形式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给付两种,个人和社会均可以成为给付行政的对象。目前,行政合同、行政指导以及改良后的行政给付等行为手段的合理运用能够弥补我国在给付行政领域立法的不足,加速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公正性检视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虽为保护公共利益而生，但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诉讼，在程序规则构造上理应遵循公正原则。目前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只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尚存在检察机关角色定位模糊、诉讼启动条件具体标准缺乏、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明晰等影响诉讼公正性的因素，急需从限制检察机关的恣意性、确保程序的科学性和法官的中立性、保障程序的平等性及行政机关的参与性等方面补强该程序在公正性方面的欠缺，以确保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符合诉讼的本质及规律。     

行政法的合作理念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公共行政演变的分析

随着公共行政的演进,服务行政呈现出以"权力"为中心的恩赐形态到以"满足公共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直至以"官民共治"为核心的合作模式之发展脉络。服务行政是对秩序行政的发展,而以"官民共治"为核心的合作理念则是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昭示。公共行政发展与行政法理念革新一直存在互动关系,行政法合作理念的确立,应在行政观念、行政主体、行为方式、行政救济等领域得到具体体现。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机制构建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从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上分析,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是既支持又控制,社会组织对政府是既依附又追求自主发展,两者都希望构建合作关系。但是由于双方的关系仅仅是策略性建构,缺乏正式的法律来规范双方的权力边界,所以这种关系实质上依然是脆弱且易变动的。因此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既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又必须提升社会组织的供给能力,如此才能构建和完善公共服务的购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