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西进后鲜卑诸部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鲜卑族在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是曾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多重角色的民族,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部落集团。自东胡被匈奴打败之后,东胡各部落四散而去,其中的一支在大鲜卑山(大兴岭北段)定居下来,这就是后来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的始祖。从后来发现在嘎仙洞鲜卑人居住的遗址得知,他们还处于原始氏族末期阶段,后来,终于走出了世代穴居的大山,开始了南迁西进的艰苦历程。本文着重探究南迁西进后诸部鲜卑人的发展状况及其历史地位。     

室韦─达怛研究概况

室韦-达怛史是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就目前来看，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室韦是北朝至辽金时期见诸汉文献记载的北方族。达怛一名最早见于突厥文碑铭，是突厥语族部落对室韦人的又一泛称，唐后期为中原人沿用。室韦一达怛同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后唐、后周、北宋等中原政权以及北方草原的突厥、回纥、黠夏斯、沙陀、党项、吐浑、契丹、女真等族都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在北方民族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室韦一达怛中，语言属于东胡一鲜卑后裔诸语言的部落占主要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室韦名下囊括的鲜卑后裔部落，由于达怛…     

鲜卑习惯法与北魏法制的二元特色

北魏法制在中国封建法制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鲜卑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北魏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为指导,用批判的眼光借鉴吸收汉族封建法制经验,有条件地保留、引述鲜卑的民族习惯法,创造性地融会成北魏法律制度.因此,北魏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     

盛乐考

公元386年北方游牧民族鲜卑的一支---拓拔鲜卑,在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的“盛乐”古城建立政权,国号“魏”,史称“北魏”,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但是“盛乐”在汉代是写作“成乐”的,根据文献上的相关记载,“盛乐”应是《魏书》的讹写。     

郁郁松漠千年辽朝 华夷同风共谱华章

<正>“松漠”最早见于《魏书》,在表述地理概念的时候,与契丹人、奚人的生活地息息相关,学界在论及契丹族源、发展的时候,往往涉及这一地域概念。其中“松”指的是“平地松林”,“漠”指的是《辽史》中提到的“辽海”或“辽泽”。其范围大体与今天的科尔沁沙地一致。“平地松林”与“沙漠草原”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游牧区域。这片由“平地松林”和“沙漠草原”景观构成的广袤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聚散生息的摇篮,历史上的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等诸多民族都曾在此留下印记。     

社会转型与权力支配: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习惯法

习惯法是构建乡土秩序的基础，它大致分为“公”、“私”两类。以往的习惯法研究往往注重于“私”习惯法，而文章则着重考察建立在乡村权威基础上的公共习惯法。20世纪中国巨大的变迁可以看作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国家权力开始渗透并控制乡村，它摧毁了旧有的乡土秩序，建立普遍规则统治，而习惯法作为一种旧封建陋习被清除。当今民间权威的重建，习惯法呈一种复苏态势，有效地影响了法的运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在乡村的广泛深入，习惯法的影响成为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     

吐蕃起源及其读音问题试探

“吐蕃”一名,见诸中国史籍最早者,为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十六国春秋》。该书卷五十六载:东晋安帝五年(公元401年),后秦皇帝姚兴派兵打败后凉主吕隆,“先是,吐蕃秀发傉檀据西平(郡治在今青海西宁市)……与隆相持”。 为了说明这则史料,先简述一下秃发鲜卑族建立南凉的梗概: “秃发”即“拓拔”的同音异译。汉、魏之际,拓技鲜卑的一支,由部族酋长秃发正孤统率,由塞北大漠西迁甘肃河西走廊,被称为河西鲜卑或秃发鲜卑。它的牧地,“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东北)、牵屯(今宁夏固原县西),西至湿罗(地望未详),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     

苗族习惯法的遗留、演变

在现今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苗族地区遗留、演变下来的部分习惯法由于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而在发挥良性作用，成为国家法的有益补充。文章主要从苗族的“理词”、“议榔词”、“议榔规约”等习惯法内容，“埋岩”、议榔等活动，“捞汤”等神明裁判，石刻碑文，继承和吸收习惯法内容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     

辽朝“治契丹与诸夷之法”探源

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就法律制度而言,所谓“国制”即它的“治契丹与诸夷之法”,此法虽然基本上可以说是契丹固有制度,但又不尽然。因为我们除了在与契丹有密切关系的突厥、乌桓和鲜卑等族的制度中可寻得其渊源外,同时还可发现,它之所以能逐渐系统化,主要是借鉴唐,五代制度的结果。     

概论我国东北的主要草原

一引言作为植被的主要类型之一来讲,甚么叫草原(相当于俄文的,英文的 steppe)?不少人往往是把凡是生有很多草本植物的地方都叫做“草原”,于是在我国的华南区,也有所谓“水生草原”及“湿生草原”,这是不够恰当的。草原有它一定的概念,譬如,杰出的自然地理学家贝尔格院士(1952)把“比较平坦的、无林的、不被洪水所浸淹又不沼泽化的、并且是在黑钙土上当整个营养期中复盖着比较稠密的草本植被的地     

唐末三家古文艺术论--从皮、陆、罗"小品"的"光彩和锋芒"说起

小品兴盛是唐末散文创作的突出现象,但不是惟一现象。皮、陆、罗主要以古文创作见长,不能将其古文都视为小品。三家古文各具艺术特色,不能因为鲁迅说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就把罗隐称为晚唐小品文作家中最具“光彩和锋芒”的“第一位”。     

论班固的弄法思想

班固主张,治理国家,应该礼法并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因此他主张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礼为治国之本,而刑法也不可缺少。他主张立法要在刑轻律简精神的基础上,务求适宜,尤其要重视执法公正,才能真正发挥刑法治国的辅助作用。这种刑轻律简的思想,成为隋唐宋明立法的基本准则。班固所创新的《刑法志》史学编撰体例,也为后世史家所采用,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北里妓研究

唐代长安平康坊之北里妓为京兆尹侍宴,提供乐舞服务,但与为地方官府侍宴的官妓不同,北里妓属于市井妓。她们多隶属乐籍,为乐户成员自愿充当,或来源于人口鬻卖。市井妓聚居于北里,与为京兆尹侍宴有关。随着政府对北里管理的加强,北里逐渐形成唐末的规模和规矩。孙棨《北里志》中所描绘的局面当是唐末北里之状况,非北里或长安市井妓素来之状况。     

《三国演义》与小说诗文渊源关系研究述略

虽然在明清时期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古小说和诗词文赋对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影响,但真正对此展开研究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综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世说新语>和唐诗上,研究者涉及的相关小说、诗词曲和文赋还极其有限,现有研究成果所达到的系统性和深广度也并不令人满意,研究者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论古代中西交流中的葡萄文化

葡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中海东岸以及小亚、中亚地区是最早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酿酒的地区。葡萄文化的传播首先是在地中海周围地区。中国种植葡萄和用葡萄酿酒最早是在西域,自西汉以后开始东传,促进了中原地区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业的发展。唐代以后,中原地区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有了较大发展。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的输入,是古代中国人善于吸收外来技术的例子之一。     

论北朝法制之改创

北朝包括五个封建政权: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政权均为鲜卑民族所建。北朝统治者抛弃南朝汉族政权重玄谈轻法制的统治手法,重视法制建设并进行了大胆改创:创均田律,发展了封建土地立法;创流刑,使封建刑罚更加规范;罢门房之诛,使封建刑罚向轻刑化方向发展;改七等刑为五等刑,确立五等正刑的新刑罚体系;创重罪十条,完善了礼法结合;删繁就简,确立十二篇目的律典结构等。北朝法制改创成功之因在于:出身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重用汉族律学家;综汇秦汉魏晋法制优势。北朝法制改创对中国封建法律由秦汉的初创到隋唐的辉煌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古代抚州书院发展探析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教育机构，它肇始于唐代。抚州创建最早的书院可追溯到唐天祜年间创建的湖山书院。自唐代至清末，抚州先后创建各类书院近160所，这其中不乏全国著名书院。古代抚州书院建设不仅起步早，而且呈现出数量多、分布广、名师多、影响大、成效高的特点。古代抚州书院的发展一直位居江西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它为古代抚州的教育与人才培养和我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抚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