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悖论与互补——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鲁迅林语堂学案

以生态文化学观点考察鲁迅林语堂学案，会发现：鲁迅与林语堂的反目实际上是五四“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即精英启蒙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在冲突。它们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学史对鲁迅与林语堂的文学观给予了高下与正误的判定。而鲁迅林语堂学案又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的潜在延续和隐性表现，林语堂则充当了一个替代性的标靶。今天重提鲁迅与林语堂学案，力图放弃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使文学研究的标准回到审美，回到和谐。     

鲁迅视野中的屈原

本文结合鲁迅评价屈原的文章和相关言论，指出鲁迅运用阶级的、历史的观点评说屈原，达到了同时代文学史家所难达到的高度。鲁迅评价屈原，不仅看其“全人”，而且看其“全文”，避免了评价的狭隘性、单一性和片面性。     

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正名

《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一九二七年春夏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讲义。题名是鲁迅最后确定下来的。这一讲义,是鲁迅于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开手之前鲁迅初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略》(见鲁迅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致许广平信:“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鲁迅在这以前,已有编写一本中国文学史的打算,他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致许广平信中,说自己在厦门大学担任的课程之一“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鲁迅     

谈鲁迅小说之历史地位

谈鲁迅小说之历史地位宋云奇鲁迅先生和他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来文史学家已有定论，然而前段时间，文坛上竟然刮起一股试图贬诋鲁迅先生的冷流．一些人大言不惭称曰：同当今时代的“作家”相比，鲁迅的创作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末流作家”，而且他的主要成就...     

史笔与诗情——鲁迅杂文艺术本质论三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是鲁迅使杂文成为独立于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之外的新型文体。然而对于鲁迅杂文艺术本质的界定，至今仍是一个严峻的命题。杂文究竟算不算“创作”？能不能进入“文艺之林”？实际的情形是，杂文这种文体早已随着鲁迅的名字而理直气壮地“...     

鲁迅作品中的死亡主题

1918年,鲁迅发表了他在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作品《狂人日记》,这是一部以“吃人”为主题的小说;1936年9月,鲁迅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又是以《死》作为篇名的。也许是巧合吧,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创作历程就这样以死亡(“吃人”和“被吃”)始又以死亡终     

“他者”眼中的鲁迅形象——以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为考察中心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等人较具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中,建构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类”形象。与传统文学史家不同,他们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经过“他者”的多角度阐释,鲁迅形象得以不断增值,从而呈现出多副面孔。鲁迅形象的多样化描述,反映了鲁迅本体蕴涵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同时,我们必须全面审视海外汉学的研究视角,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辨析其中的洞见和谬见,惟有如此,鲁迅研究才可能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从歌、传相和现象看唐人的传奇意识

自鲁迅提出唐代作家“有意为小说”开始,几十年来,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可了这一观点,较早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后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征引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这段话。其实,明代胡应麟早就有过类似的说法。“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的说法是对胡应麟的发展,将胡的“设幻语”和“作意好奇”发展成“有意为小说”。案,鲁迅所说的小说与胡应麟所说的小说在文     

中国农民:鲁迅乡土小说文化批判的视点与指向

“农民”进入鲁迅乡土小说叙述的中心乃是鲁迅从文化角度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必然结果。鲁迅以“中国农民”为视点 ,通过解剖“国民性” ,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体系。他用文学的语言揭示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症结所在 ,他的乡土小说创作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略论鲁迅的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不愧是“中国的高尔基”。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研究蔚然成风。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红学”(《红楼梦》研究)是文学研究者的“热门”,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学”(鲁迅研究,我袭用“红学”之说,称“鲁学”,也算是名正言顺吧)同样是文学研究者的“抢手货”。“红学”“鲁学”都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放射出来的两道金光。而“鲁学”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既多且精,超过了“红学”,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的现象。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拿来”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大要素,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面对外来文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曾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运用西方操纵理论,结合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进行相关探究,分析中国当时对苏联文学采取拿来主义的原因,揭示出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的操纵,并指出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都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下拿来主义的结果。     

生态翻译学观照下鲁迅译介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的视角阐释翻译现象,依据特定的具体交际语境和交际对象,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考究鲁迅对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指出鲁迅翻译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取材适应了当时中国"救救孩子"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策略的取向适应了汉语世界儿童的心理特征。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在悖论中行走的人们——新批评视野中的《过客》

鲁迅的戏剧体散文《过客》,存在一个运用悖论构成的网络,它们共同揭示出鲁迅本人的心灵矛盾,可以从中看到鲁迅的心灵体验的特征。本文从语言角度进行一些分析,探讨《过客》中以往被忽略的一些内涵,如对人的历史处境的思考、对理想世界的讨论、对人的现实选择的态度等。通过解读《过客》里悖论话语的心灵结构形式,从而把它的形成方式与鲁迅的整体精神特点联系起来,在反讽性和悖论性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显现出鲁迅式生命体验的内涵和价值。     

论鲁迅的文学教育思想

鲁迅先生的文学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他从文学具有"不用之用"的功能和形象直观的特点出发,将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融汇于文学教育之中,坚持"教复非常教"的文学教学原则,开创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阅读与写作相结合、教学与创作相结合的大文学教育实践之路,对有效推进今天的文学教育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论鲁迅《文化偏至论》的启蒙现代性思想

《文化偏至论》与鲁迅后来在“五四”文学革命时创作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所表现出的启蒙现代性思想是前后一贯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考与主张,特别是在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分峙的命题上,完全跟上了当代世界的哲学思潮。鲁迅对新文化建设的见解“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在当时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巨大工程。鲁迅是极其睿智与具有远见的,“立人”思想、个性主义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从清末到民初:鲁迅生活轨迹与思想脉络探微

用"民国视野"的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的文学运动进行重新梳理,是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界出现的一种文学研究现象。在这个现象的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新的历史时期对学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它为我们重返历史,回到民国话语情境中去研究民国时代的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考察鲁迅在清末民初的生活轨迹,探寻其对于鲁迅思想形成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史料梳理的方法对这一时期鲁迅生活轨迹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鲁迅后期思想的重要影响,对于我们透过"民国视野"走进真实的鲁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