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本与收益看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

最优货币区和货币区的收益与成本分析是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可行性分析的两种理论。它们的内在联系是:如果一些国家或地区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越多,则组成货币区的净收益就越大。东亚各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符合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情况及货币合作的愿望与要求各相庭径,因而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与收益各不相同,目前尚不具备货币合作的条件。但是,东亚货币合作可以在目前已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亚洲货币合作基金,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等,使东亚货币合作逐步迈向货币一体化。     

最优货币区与货币合作成本的实践研究

引用最优货币区(OCA)为理论支撑,梳理两岸金融合作的历程,建立大陆和台湾之间最优货币区模型,对两岸在2008年~2013年间的产出等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双边贸易额、外汇指定银行存款、通胀差异和贷款利率是影响两岸双边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并通过计算OCA指数分析两岸实行货币合作的成本,确立两岸货币一体化与合作成本的动态演进模型,最后提出两岸货币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最优货币区指数进行的解读

对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的研究,需要了解东亚地区各成员参加货币合作的潜在综合成本。作者通过完善Baymoumi和Echiengreen(1996)创建的最优货币区指数法对东亚地区1982-2000期间的实际情况进行检验,指出影响东亚地区双边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国家规模、贸易结构差异、产出增长对称性、贸易联系、长期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水平差异,作者以此为基础构造了东亚地区的最优货币区指数,综合评估东亚各经济体实行货币合作的经济成本。结论是东亚地区存在小型开放经济构成的潜在的货币区,但区域整体差异较大,难以进行单一货币合作,而中国具有同其他国家加强货币合作的潜力。     

最优货币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

随着欧元区的崛起和亚洲货币合作的热烈讨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倍受关注。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对制度安排与交易效率的关系的探讨,可以得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并可以利用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制度演化对货币区扩张的影响。     

多重货币联盟--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

文章首先考察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 ,从而对当前货币合作的发展阶段作一个基本定位 ,然后论证了在未来的货币合作中 ,建立多重货币联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接下来分析了多重货币联盟的实现形式 ,最后对多重货币联盟在未来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一定的探讨。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看东亚货币一体化前景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本文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并阐述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动因和条件,并对建立东亚货币区提出了相关建议。     

瑞典与芬兰：加入欧元还是组建两国货币联盟

目前芬兰已是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国之一，而瑞典仍然独立于欧元区之外，但根据“最适度货区”理论及其判别标准，瑞典，芬兰两国经济具有曾强的相似性并且与欧元区的主要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瑞典和芬兰应组建自己的货币联盟，而不是加入欧洲货币联盟。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看当前东亚货币合作的难点

在经济全球化下 ,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是各国的必然选择 ,而且最优货币区理论也为各国金融合作提供了理论上的向导。就东亚而言 ,进行货币合作也有很大意义 ,但是 ,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 ,结合东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本文论述说明 ,目前东亚货币合作还有很多难点 ,在东亚建立统一的货币时机还并不成熟。     

关于建立内地与香港最适度货币区问题的研究

随着“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实施以及内地与香港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内地与香港建立最适度货币区将成为未来两地金融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内地与香港经济、金融的互动关系,为建立这一货币圈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促进内地与香港最适度货币区的建立,应根据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的形成条件,采取相应的措施及对策。     

最佳货币区的内涵、实现条件及欧洲货币一体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芒代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了“最佳货币区”理论，而经济一体化成就最为显著的欧洲联盟自1999年1月1日起才开始正式启动欧元，现阶段欧元区是否具有“最佳货币区”的主要特征？发展前景又如何？本文试图在阐述“最佳货币区”内涵的基础上，探讨最优货币区的实现条件，并运用有关原理分析欧洲货币一体化问题。     

对影响货币乘数内在因素的实证分析和几点思考

1985年我国确立了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供给管理体制.该体制中的三要素--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开始形成.它为我们从统计实证角度分析影响货币供给的内在因素提供了制度基础;1998年中央银行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提出了健全和完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工具,这对我们结合中国实际,从理论上分析我国基础货币的控制及货币乘数的稳定,提出了客观要求.     

元宇宙中数字货币的包容性法律规制

元宇宙产业的日新月异给数字货币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不仅使得数字货币作为“准货币”的职能予以凸显，还展现了其在资产确权方面的新职能。数字货币在元宇宙中流通的同时也挑战着国家货币主权，监管的缺位将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甚至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传导至现实世界。作为一种新兴货币，数字货币的法律性质尚不明确，并且各国对其采取的法律规制手段存在差异，这使得传统的监管手段滞后于元宇宙的新发展。现阶段“一刀切”的监管方式无法满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应以包容性发展为理念，在现有基础上稳步推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并加强国际间的监管合作，引导数字货币朝着规范、健康的方向良性发展。     

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保护

法定数字货币是网络技术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兼具数据、财产和货币属性,现行《刑法》对数字货币犯罪的规制应对凸显不足。数字货币应纳入《刑法》中的货币范畴,作为货币犯罪的对象进行规制。根据数字货币的形式特点和技术特征,数字货币犯罪可分为生成型和事后型两种类型,呈现出伪造、使用、买卖、运输数字货币钱包,以及侵入数字货币发行系统等新型犯罪形式。因现行《刑法》难以对部分新型数字货币犯罪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故建议在《刑法》的伪造、出售、购买、运输货币犯罪中增加行为对象为数字货币钱包的表现形式,对生成型、事后型数字货币犯罪规制予以补充;同时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增设破坏数字货币管理秩序罪,以在数字货币情境下对国家货币管理秩序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货币错配视角下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选择性研究

货币错配理论在国内外学者的努力下不断发展成熟,为我们观察金融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货币错配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我国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选择上的矛盾状况,并就化解矛盾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大卫·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及黄金的历史使命

在西方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一种呼唤金本位回归的声音日趋强烈。这在理念上与200年前大卫.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和"金价论战"有着某种联系。尽管李嘉图混淆了纸币和贵金属货币以及银行券的不同属性和流通规律,然而他的货币理论,尤其是关于纸币发行必须受到约束的观点,至今仍有重大意义。后来西方国家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实行的金本位制度,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李嘉图的货币思想。今天不可能再回到金本位制度,但黄金的投资保值避险功能将更加明显。     

雅典国家梭伦时代货币考论——兼与黄洋博士商榷

研究古代史,尤其是研究与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特征等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时,货币的历史地位和史学价值尤为突出。因为它的产生与否以及发展水平如何,对于说明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及经济发展特征,都是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如此,雅典国家梭伦时代有无货币问题便成为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雅典国家梭伦时代还没有产生货币,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最早明确记载了梭伦的币制改革及有关的货币单位及其换算关系。梭伦本人的从商经历,梭伦传世诗作的某些内容,梭伦时代的债务问题、土地买卖问题、雇工阶层问题,以及梭伦改革的许多措施,都反映了雅典国家梭伦时代已经有货币。考古资料及其他文献资料也都说明雅典国家梭伦时代有货币。另外,从货币产生的一般规律及外部环境影响看,雅典国家在梭伦时代有货币也应是历史的必然。     

经济学数学化的技术中介及其马克思主义解读

数学化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主流趋势。从技术层面考察,经济学数学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作为技术中介,起到了沟通经济学与数学桥梁的作用。虽然经济学数学化是西方经济学家长期探索的结果,而马克思经济学则对这一问题做出深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认为,货币的实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在价值形态上,货币与其他商品没有差异,这一质的共同性是货币能够发挥价值尺度职能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经济诸量才能够转化为同一的货币量,进而进行数学上的计量和运算。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悖论及其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启示

"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根源在于其自由化、稳定化的政策主张存在理论悖论.即在弱势货币与贸易逆差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实施自由化、稳定化的经济政策将会导致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相互冲突.同时,"华盛顿共识"也有一些具体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目前需要认真分析和辩证对待的.这些具体政策工具分为两类:一是我国目前正在运用但需要完善的政策工具;一是我国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需要创造条件准备实行的宏观政策工具.我国在借鉴"华盛顿共识"具体政策工具时,应当具体分析这些政策工具的目标和条件.     

新世纪的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但更深层次的区域货币合作却面临着一系列阻碍或困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产业关联度日益提高,中国有条件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的市场提供者,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与区域货币政策的"驻锚"。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解决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而且也将使人民币通过制度性的区域货币、汇率合作逐步实现"亚洲化",摆脱目前面临的汇率困境,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