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父名屈章说——兼考战国时期屈氏与莫敖之关系

屈原之父为谁、"朕皇考日伯庸"一语作何解释,一直是屈学研究领域中的难题.本文就赵逵夫先生等学者的相关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战国策·楚策>中的莫敖子华实名屈章,亦即伯庸,是为屈原之父.文章还对战国时期屈氏与莫敖一职的固定关系进行了考辨.     

略论《老子》的唯心主义辩证法

(一)《老子》思想的社会背景 老子及《老子》一书,在两汉以后,存在着长期的争论。有人认为《老子》一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既非老聃所作,也不能代表他的思想。也有人认为《老子》一书可能不是老聃自己的著作,但却是老子学派的人根据老子的基本思想,在战国时整理成书的,并认为就整个而言,它是反映春秋时期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哲学思想的,是研究老子思想的可靠的文献资料;但是又因为它可能是战国时期成书的,因此也不排除它夹杂着战国时期的思想成份。我倾向后一种意见。综合持这种意见的人们的主要理由,有三:     

伍子胥猜谜

据说战国时期,文武双全的伍子胥,初次上朝时,在殿前刚举完千斤鼎,君主又传谕试文才。结果,满朝文武都比不过他。这时相国就给他出了个字谜:东海有大鱼,无头又无尾,丢了脊梁骨,一去直到底。伍子胥当即答了出来。接着他又回敬相     

王夫之文武关系论举要

王夫之的文武关系论，不脱离具体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而处处渗透着现实观照、宏观通论与哲学思辨。就基本态度而言，他强调在民族政治体内部，军事力量应统属于并服务皇权，而在朝廷腐败、危及衣冠存亡的关键时刻，则应优先考虑夷夏之防的千古通义，肯定武将僭越自立或割据自雄以保民保族的积极意义。他特别注重文武分途的不可逆转与军事发展的专业化趋势，从文武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武功与国势的衰微之由与强盛之道。王夫之认为在政权并立之际，弱者的和谈策略运用得当只能应强敌于一时，切忌“空谈无实，坐废迁延”，加强军备与人才培养的实干才是根本之道。当政者必须切记“夷狄相攻非中国之利”，要扼杀敌人兼并弱小、做大做强之势，避免文教与谋略外传。可能存在“一时之害”的开疆拓土对于文教扩展具有长时段的积极意义，而历史文化认同对于统一大业亦不可或缺。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战国时期：《国语》研究的萌芽——《国语》学史研究之二

战国时期是《国语》研究的萌芽期。《国语》受到了儒家和法家学者的重视。就儒家而言，从《尔雅》《礼记》《荀子》中均能看出《国语》的影响。就法家而言，韩非子和管子学派均从《国语》中吸纳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对法律规范的社会学观察——论卢曼早期法社会学思想

卢曼的法社会学有早期与晚期之分。卢曼晚期的法社会学通常被认为代表卢曼理论成熟时期的观点，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借鉴。相较于此，卢曼早期的法社会学理论则在全球范围被普遍忽视。然而，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具有不可被替代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可以分为内容和方法两个层面。就研究内容而言，卢曼早期法社会学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对法律规范作出了独树一帜的社会学描述，并从新达尔文演化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法律与社会共同演化的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锻造意义的概念作为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演化的机制和基础，等置功能比较的方法和现象学化的一般系统理论是卢曼早期法社会学方法论的特色与贡献。     

成都青羊宫、二仙庵史略

道教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史学界与道教界一般认为它(天师道)形成于东汉顺帝(公元126—144)年间,至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历史。四川被认为是道教的发源地。如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方仙道”与西汉时期的“黄老道”,则道教信仰在我国流传已两千年矣,本文试就四川道教圣地青羊宫的由来与发展作一概述。     

后冷战时期美国文武关系的演变

作者在台刊《问题与研究》第３９卷第１２期上发表文章。该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后冷战时期的美国文武关系是否处于“危机”状态之中？或者只是文武双方领导者在朝向新世纪成熟的文武关系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但却在发展的紧张关系？有哪些途径可以用来解释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文武关系？未来可能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就现有相关文献分析,至少有５种途径对于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文武关系演变具有或多或少的解释力：①新制度主义途径;②半精英途径;③委任途径;④次系统松散结合途径;⑤国防安全环境因素解释。在未来发展趋势方面,以下几项变…     

论同义复词

古汉语同义复词以双音节为多,亦有三音节、四音节者,本文探讨的是双音节同义复词的几个问题。 同义复词这种词汇现象,萌芽甚早,甲骨金文即有之,周秦以降则大量涌现,发展迅速,给汉语词汇系统、语义系统带来了深刻影响。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荀子已提到了词的“单”“兼”概念。“单”即单音词,“兼”即复音词,当然包括同义复词。清代和近代学者开始研究这种词汇现象,但一般只是罗列用例,简单说一句“古     

曹魏时期邺城园林文化研究

邺文化始于春秋齐桓公时期,其历史传承大致分为春秋战国时期、曹魏时期、十六国时期和隋唐以后等阶段。作为邺文化的鼎盛时期,曹魏时期邺城的城市园林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造型之精美、环境之优雅,在我国园林建设史上有开创性意义。邺城建设中首次出现了中轴线对称布局和路网丁字交会的格局。当时的园林建筑高大雄伟、主题明确、特质清晰,特别是首创园林和军事防御工事一体的建筑模式、大规模大面积人造山水景观、独特的装饰风格和引入佛教思想,对后世园林文化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春秋战国与文艺复兴的共同点及其启示

对"春秋战国"、"文艺复兴"这两个历史时期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具有经济比较发展,贯串着思想文化运动和成效特别巨大等共同点。这些共同点给了我们若干深刻的启示。     

试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礼治”的思想,法家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思想。文章分别阐述儒家、法家的法观念,并对两家法观念进行对比,阐述儒法融合的过程和表现,进而详细分析融合的原因和对后世法律、治国方略的影响。     

战国“出奔”考论

"出奔"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战国"出奔"虽在数量上少于春秋"出奔",但仍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战国时期的"出奔"是由政治斗争、战争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出奔"者在"出奔"之前都会慎重考虑"出奔"目的国,但是由于自身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出奔"者的结局也各有不同。与春秋相比,战国"出奔"呈现出"出奔"次数较少、士阶层成为"出奔"的主力军、"出奔"多属个体性行为等特点。"出奔"对宗法制的进一步崩解和封建官僚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才,促进了人才及以人才为载体的文化的交流。     

春秋战国乡里社会的变化与国家基层权力的建立

在春秋战国区域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过程中,基层社会的变化与国家权力的社会化二者互动,促使了乡里基层政权的迅速建立与完善,尽管这个历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发展还具有不平衡性,但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春秋战国国家乡里基层政权是在具有宗法血缘关系的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瓦解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不可避免地还要在形式上依赖于乡里社会流传久远的自然社会秩序,但是从春秋战国的历史实际来看,乡里政权的权力体系是一元化的,还没有出现典型的分割国家政权的其他权力体系。     

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知识分子从奴隶制的枷锁下摆脱出来,身心获得了巨大解放。他们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自主的欢欣和自由的快乐,也深深地意识到了自身肩负的责任,产生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自觉,在历史的舞台上展现出鲜明的独立人格特征。主要表现在:1、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救世情怀;2、对理想价值的执着追求;3、人格价值的张扬;4、高度的道德自律;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形成,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论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

楚王在春秋战国四五百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着对公卿的控制,这和＂大权旁落＂的中原诸侯国表现得极其不同,而这一点的实现与其立国之制和历代楚王的统治有很大关系。本文重在从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这一角度来研究楚国王权的实现。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研究

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系统比较复杂,通过对战国时期《楚辞》以及楚地出土战国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统计,发现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余（予）”、“朕”,论文分析了它们在使用频率、称数、句法功能以及谦敬功能方面的特点。     

先秦诸子论礼与法(下)

法家以重“法”而称于世。梁启超说:“其发生甚早或竟在儒家前”,其确立则在儒墨道之后[1]（p78）。春秋至于战国,其代表人物多直接参与政治,为相于各诸侯国,如管仲、子产、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等。而立言者则有慎到、韩非,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