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徐复观的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

为了熔铸儒家的德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采取了民主精神亦即自由主义精神与民主政体两条进路,用儒家的"文化自由主义"或者说"道德上的自由主义"涵摄与超越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精神,并借助"无为而治"这一观念从政治主体、方略、目的和人性论预设四个维度重释儒家的德治,以至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守夜人"国家理论、"有限政府"理念进行会通。由此形成徐复观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并成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代表。     

论当代新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

在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当代新儒家遇到的难题是未能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当代新儒学必须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因为心性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我们应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经济基础与民主政治体制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人际伦理、社会仪式与国家秩序——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

从现代政治理念出发评析古代儒家的政治观点,以期发掘儒家学说中值得借鉴的精华,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者研究了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与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世王朝统治衰弱以致中华文明不敌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也可以从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找到根由。因此,借助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这个视角,可以发现"儒生—士大夫—官僚系统"这一同构体在古代中国社会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的生成与维持之中的角色功用与负外部性,进而探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国家学说(政治儒学)与作为日常生活世界运行准则的儒家伦理(文化儒学)的价值与悖论,发掘出儒家学说中值得吸收的东西,以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借鉴与警惕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同时,在现代社会大规模、弥散性的政治社会化之中糅合进现代政治伦理与法治精神,为最终构建起一个合理的政治道德体系而努力。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

张君劢、钱穆两先生均为现代新儒学之重要人物,然其为学路径不同,故对中国传统政治之性质、对儒家义理转生现代政制之前景,持有大体相反的看法,而发生或隐或显之争论。张君劢认为,构建现代中国之良好政制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钱穆先生则以为可在儒家文明内部转生创发。由此,两人对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钱穆支持,而张君劢反对。此一分歧实贯穿19世纪末以来之现代儒学发展,今日则展开为港台儒学与大陆新兴政治儒学之争。     

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与限制

在制度化儒家解体近百年后,大陆新儒家试图将儒学重新制度化.他们反对前三代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主张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儒家化,并主张立儒教为国教.他们还提出了"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具体策略,并已部分地付诸实践.不过,在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设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儒学的历史评价等问题上,大陆新儒家所做的儒学再制度化的努力都有诸多限制.当然,儒学再制度化的设计虽属一厢情愿,但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蒋庆的“政治儒学”

近年来,儒学复兴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已经成为事实。基于现代新儒家致思方向之偏误,蒋庆主张儒学制度化,走＂政治儒学＂之路,并对其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与历史形态作了深入研究。作为当前儒学复兴思潮之一种,＂政治儒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儒学研究路向的新展开。不过,总的看来,＂政治儒学＂学理上不够圆通,也没有现实可能性,并非...     

从“内圣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论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动向

从“内圣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论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动向李翔海作为中国现代思潮的三大主流之一，现代新儒家从诞生至今已是人历三代、时逾７０多年。力图通过儒学的现代重建，重新恢复儒学在现代中国的的主导地位，这是现代新儒家几代人为之呕心呖血、努力奋斗的共同...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评宾恩海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阐释》

宾恩海的著作《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阐释》将作家的人格特征、精神禀赋、性格气质、思维方式、人生旨趣、生命意识及其文化心理模式(政治文化、宗教文化、市民文化、故乡民间文化)、文学生产工具、读者的消费需求、现代报刊杂志乃至大众传媒等各种“文化变迁”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察视角,从一个新的层面揭示出中国现代诗歌、现代小说、现代散文的文化特征,重点探讨了鲁迅小说的文化特征、鲁迅文学创作特征与其性格气质、生命意识的内在联系以及闻一多诗歌、宗白华小诗、李金发爱情诗、茅盾小说、刘云若言情小说、孙了红侦探小说、朱自清散…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论杜维明的文化哲学思想

站在“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高度 ,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对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的分析 ,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展望等三个方面 ,分析了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影响的美籍华裔学者、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杜维明的文化哲学思想 ,指出其在理论上创新及其意义与理论上的不足和缺陷 ,揭示了杜维明文化哲学思想对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尤其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影响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试评现代新儒家会释西学的逻辑

现代新儒学是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应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使自己不仅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而且成为“政治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要在中国文化的土     

墨家政治文化新探——墨家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思想研究

墨家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它曾经和儒学一起,一同并为达贵显学,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墨学的繁衍传承没有像其他诸子学说那样的款款绵延,但是,其"墨子精神"依然在不同的时代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无论何时墨学总有许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究,也总能发掘出许多新的理论点,其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思想就是一个墨学新探的亮点.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 2 0年代 ,在 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 ,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 ,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 ) ,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 ,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 ,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 ,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 ,又有相互协作、支持 ,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 ,并不一味复古 ,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 ,加以创新 ,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新朝儒学的转型：王莽的“崇儒用道”及其政治实践

西汉后期至新莽一世，儒学学术随社会发展与现实政治所需而变。王莽执政之后，其儒学政治赢得了多数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代汉立新以后，他依照儒经推进改制：一则建构儒经所述之理想世界；二则解决西汉后期以来现实政治之迫切所需。至新朝后期，困境频现，王莽及新朝儒生的高层遂援道家、神仙方术以救急，新朝儒学转型即体现为“崇儒用道”的变化，此时之“道”则呈现出与方术杂糅的状态，是原始道教的先声。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述及汉家文化传统对王莽思想体系的影响；其二，考证新朝习老学、神仙方术者，探索此一传统对儒生群体的影响；其三，研究王莽的“崇儒用道”的政治实践以及此际出现的儒学转型。     

浅析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家庭动力——以“三纲”权威主义与“五伦”仁爱思想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儒家传统要想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如“平等、自由、博爱”等业已被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念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在现代进行转化，而这个转化过程应该包含解构和重建的双重任务。以践履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哲学，在经历了“五四”的重创之后能否重构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价值追求。儒家“三纲”体制下形成的权威主义心理被中国人全盘否定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中国人权威意识的缺失。抛开“三纲”在历史上曾经的政治控制目的，以“三纳”权威主义和“五伦”仁爱思想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镜像，可以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提供一些心理文化动力。     

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作为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主帅之一 ,方克立在文化哲学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对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历程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通过宏观审视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地阐释了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批评了“西体中用”论的文化观 ,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思考 ,从而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方针、方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学派的“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大一统的目标、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积极入世的态度、对君主与权威的尊崇与信赖、对权力的道德要求以及“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基本内容,并成为政洽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加速传统儒家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融会贯通依然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